从史实的观点，道信与法融，法融与智岩，智岩与慧方，都不可能有师承的关系，那为什么要传说牛头六代呢?道信传法融，是黄梅的传说，还是牛头山的传说?这一传说，包含些什么意义呢?六代相承，尽管不完全真实，而牛头宗的一时兴盛，却是事实。所以牛头六代相承，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牛头六代相承，有显著的区域色彩。不但传说中的六代，都在牛头山弘化，而六代祖师也属于同一区域的人。如法融、慧方，玄素，都是润州延陵人，为今江苏省丹阳县的延陵镇。法持、智威，是润州的江宁人;慧忠是润州上元人，都是现在的江宁县。玄素的弟子径山法钦是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慧忠的弟子佛窟遗则，是金陵(即江宁)人。牛头六代及慧忠、玄素的大弟子，都生于这一地区——长江下流的南岸，称为“江东”与“江左”的地方。这里，是南朝(317-588)二七二年的中心地区;金陵是首都的所在地。

这一地区的南朝佛教，是都市的佛教，以“兴福”——造寺、造像、布施;及“义学”——宣扬经论为主的。当时的“义学”极盛，主要为“四经”——《维摩》《大品》《法华》《涅槃》;“三论”——《中》《百》《十二门》，形成广义的南朝学统。那个时代，禅慧的修证，不是没有，而是并不兴盛的。因为禅慧修证，是适宜于山林的(这不是“十字街头好参禅”之类的动听词句，所能改变这一形势的)。这一地区，以南京(当时名建康)为中心来说，东北二十八里有摄山(又称栖霞山)，南二十五里有牛头山(青山)，在都市附近而远一些，正是修禅的好道场。如洛阳南的嵩山，长安南的终南山一样。还有句容县的茅山，比较远一些。禅，就在这三处，孕育而成长起来。

在南朝——都市佛教时代，辽东僧朗在齐建武(494-497)年间，到江南来，住在摄山。《高僧传》卷八《法度传》(大正五0，380下)说：

“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今上(梁武帝)深见器重，敕诸义士受业于山”。

当时，粱武帝派了十人上山去学，而修学有成就的，仅“止观僧诠”一人。僧朗与僧诠，都在山禅讲兼修，不出外弘化的。摄山的学风，如《续僧传》卷七《法朗传》(大正五0，477下)说：

“初摄山僧诠，受业朗公，玄旨所明，唯存中观。自非心会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顿迹幽林，禅味相得。及后四公(朗、勇、辩、布)往赴，三业资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为敷演。故诠公命曰：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辄有开示。故经云：计我见者，莫说此经。深乐法者，不为多说。良由药病有以，不可徒行”。

僧朗与僧诠的时代(约505-555)，教禅并重，不到都市去，显出了山林佛教的特色。僧诠门下有四大弟子——兴皇法朗，禅众慧勇，长干僧辩，栖霞慧布。朗、勇、辩——三位，在僧诠去世后，都出山而重于义学的宣扬，促成了陈代三论宗的兴盛。但“禅味相得”的摄山精神，不免冲淡了。被称为“得意布”的慧布，仍旧住在摄山，继承了僧诠的门风。慧布不反对向外宣扬经论，而自己却“摄心奉律，威仪无玷。常乐坐禅，远离喧嚣。誓不讲说，护持为务”。他曾一再到北方去，见到了(二祖)“可禅师”，“思禅师”(那时还在北方，就是南岳慧思);还有与慧思齐名的慧命的师长“邈禅师”，互相论道，受到了可、思、邈师的尊重。如《续僧传》卷七《慧布传》(大正五0，480下-481上)说：

“末游北邺，更涉未闻。于可禅师所暂通名见，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

“尝造思禅师，与论大义，连彻日夜，不觉食息，理致弥密，言势不止。思以铁如意打案曰：万里空矣，无此智者!坐中千余人，同声叹悦”。

“又与邈禅师论义，即命公之师也。联绵往还，三日不绝。邈止之，叹其慧悟遐举，而卑身躬行，不显其美”。

这是般若师匠，与禅宗、天台宗先辈的接触。慧可是楞伽印心的禅;慧思是《般若》与《法华》并重，推重龙树论的禅者;与重般若三论的慧布(谈论“连彻日夜”，有浓厚的清谈玄学风格)，原有相互契合处，而不是相互拒斥的。江东般若学与楞伽学的关涉，慧布是第一人(不能说谁从谁学)。后来，慧布邀保恭禅师，在摄山成立禅院：“结净练众，江表所推”，这可见三论宗本不是单纯的义学。

兴皇法朗虽将三论宗引入“义学”一流，但还是重于慧悟(得意)的。继承兴皇法席的，是茅山(或作“苞山”，或误作“荆州茅山”)大明法师(对苏州永定寺小明法师说)。明师的传记不详，略见于《续僧传》卷一三《慧皓传》，卷一四《慧棱传》等。关于当时付嘱的情形，如卷一五《法敏传》(大正五0，538下)说：

“明即兴皇之遗属也。……明居此席，不移八载。口无谈述，身无妄涉，众目疑明。(受付嘱后)……即日辞朗，领门人入茅山，终身不出，常弘此论。故兴皇之宗，或举山门之致者是也”。

明法师，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他终身住在茅山，茅山成为摄山精神的继承者。茅山，就是牛头初祖法融出家修学的道场!法融是由此而到牛头山的;慧方将法门付嘱法持后，又由牛头回到茅山。牛头宗的形成，是继承了茅山的禅风。

兴盛了二百多年的江东佛教，终于受了挫折，那就是陈代的覆亡(588)。这里，不再是政治中心(经济当然也衰退了)，而只是大中国的一个区域。起初，炀帝(那时还是晋王)出镇杨州，天台宗受到护持而盛极一时(天台宗的中心在浙东)。天台的教观并重，也引发了禅观的重视。但不久，隋又解体(617)而统一于大唐。江东有名的大法师，如嘉祥吉藏，慧日智炬，庄严慧因，慈恩义褒，连摄山的保恭禅师，都被隋唐的帝王征召到长安。这里的义学，急剧的衰落下来。尤其是武德七年(624)，江东的五千僧众，被政府限令：每州仅留一寺，每寺限三十僧。江东的都市佛教，急剧的衰落，这才在固有的‘般若’(融合《维摩》《法华》《涅槃》)学统上，渐形成重禅的佛教。从法融到慧忠，都是在山中修行，领导修学，到晚年才出山来(南京)弘化，表显了重心在山林的特色。

般若南宗，根源于摄山，经茅山而移到牛头山。法融从茅山来，有弘护佛教的热忱。精通四经、三论，又通世间学问;不以闻思的“义学”为满足，而求禅心的自证。生活恬淡，慈悲柔忍，能驯伏毒蛇猛兽(慈悲柔忍，成为牛头的特色。如智岩的为病人服役;法持与智威的以遗体饲鸟兽;智威、慧忠，法融弟子僧瑗，智岩弟子善伏，都有驯伏猛虎的传说)。法融为江东佛教树立了新的典型;牛头禅风，对江东佛教留下了伟大的感召力。《宋僧传》卷八说：“融醇懿瑰雄，东夏之达摩欤”(大正五0，757中)，可见后人是怎样的尊仰了!法融的弟子僧瑗，本从常乐寺聪法师学三论，后“诣江宁融禅师，求学心法，摄念坐禅，众魔斯伏”(大正五0，731上)。昙璀也在博通大经以后，师事法融：“晦迹钟山，断其漏习，养金刚定，趣大能位。纳衣空林，多历年所”(大正五0，757中)。法融的弟子，多在通达经教的基础上，转向禅心的自证。

智岩是在舒州峘公山，从宝月禅师出家修学的。《传法宝纪》说：

“释僧璨……至开皇初，与同学定禅师，隐居峘公山。……山西麓有宝月禅师，居之已久，时谓神僧。闻璨至止，遽越岩岭相见，欣若畴昔。月公即岩禅师之师也”。

宝月禅师早在峘公山西麓，不一定属于达摩禅系(《宝林传》才说宝月是慧可弟子)。宝月与僧璨相往来，《神会语录》及《历代法宝记》，都这样说。那末长期追随宝月禅师的智岩，也就必然的有机会接近僧璨了。岩禅师的禅学，可以略见大概。他曾对猎者说：“吾本无生，安能避死”(大正五0，602中)?曾从法流水寺璧法师“听四经三论”;从(大明法师弟子)法敏“周流经教，颇涉幽求”;从道信学“入道方便”的善伏，来亲近智岩，智岩“示以无生观”(大正五0，603上)：智岩应该是重于“无生观”的禅者。还有，曾在法敏门下二十五年，被誉为“众侣千僧，解玄第一”的慧明，也来“咨请禅法”，而且是“一经十年”。亲近智岩十年的慧明，“诵思益经，依经作业”。《思益经》与《楞伽经》，禅师们是作为同一性质的(不立阶渐)。道宣曾亲见慧明，“与其言论，无得为先”(大正五0，606下)。从这些来推论，智岩的禅法，与当时融冶了《法华》《涅槃》的般若学(还有《思益》。大明的弟子慧皓，也讲《楞伽经》)，是非常接近的。顺便说到法聪，这是僧瑗、善伏所亲近的法师，事迹如《续僧传》卷二五《法聪传》(大正五0，664下)说：

“法聪，姓陈，住苏州常乐寺”。

“往金陵摄山栖霞寺，观顾泉石僧众清严，一见发心，思从解发。时遇善友，依言度脱。遂诵大品，不久便通。又往会稽，听一音慧敏法师讲，得自于心，汤然无累”。

法聪的“得自于心，汤然无累”，《宗镜录》卷九九也有叙录(大正四八，950下)。法聪是大明的再传，学风与法融相近。而死后“施诸鸟兽”，也与后来的法持、智威相同。

如上所述，牛头山中心的般若南宗，与楞伽南宗，有过多次的接触：慧布与慧可，智岩与僧璨，善伏与道信。楞伽系到道信而融合了(文殊)般若，江东般若系也一再与达摩下的禅师有接触。自称南宗的两大系统，在长期的发展中，无疑的会逐渐融合起来。

牛头山的禅法，有南宗——般若的悠久传统;禅师们有显著的区域色彩。面对东山法门的兴盛，而有牛头六祖说，道信印证法融的传说。这虽没有古代的明文可证，但了解当时佛教的情势，牛头禅形成的真实意义，就会充分的理解出来。弘忍在凭茂山，“法门大启，根机不择”，二十四年(652-675)的弘化，被誉为：“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传法宝纪)，形成当时的禅学中心。“自菩提达摩天竺东来，以法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继明重迹，相承五光”(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一代一人的付嘱说，“相承五光”，在弘忍晚年，成为定论;这是东山门下所同说的。弘忍入灭，弟子们分化各方。690年(天授年)，神秀在玉泉度门兰若开法。长安元年(701)应召入京，被尊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景龙二年(708)，玄赜又奉召入京。从690到720——三十年间，为以神秀为中心，禅法盛行中原，东山法门为朝野公认禅法正宗的时代(还没有进入南北抗争阶段)。在这一时代，牛头山法持卒于长安二年(702)，智威卒于开元十年(722)，慧忠也在山(约706入牛头)十多年了。二百多年来成为(南朝)佛教中心的江东，面对东山宗的盛行中原，形成正统，是不能无动于中的。于是推牛头山法融为初祖，网罗前辈的著名禅匠，成立牛头五祖说，约在智威晚年，慧忠已在山的时代(715顷)。智威晚年，这一传说——五代说已经形成，所以智威对玄素说：“东南正法，待汝兴行!命于别位，开导来学”。智威传慧忠，慧忠是当然的牛头六祖了。牛头六代，也是一代一人的付嘱说，是模仿东山法门的(否则，何必将传承不明的禅师，列成五代、六代呢)。牛头六代说的成立，是对抗东山法门(弘忍门下)的;是江东(南朝)正统，与北方正宗对立的。不过，东山法门是全国性的，牛头山是地方性的。时代已进入大统一，有显著区域色彩的对立，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牛头宗以法融为初祖，可以看作“东夏之达摩”。但在禅法重传承，重印证的要求下，达摩禅盛行，几乎非达摩禅就不足以弘通的情况下，牛头山产生了道信印证法融的传说，如李华(约760撰)《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全唐文卷320)说：

“初，达摩祖师传法三世，至信大师。信大师门人达者曰融大师，居牛头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师就而证之，且曰：七佛教戒诸三昧门，语有差别，义无差别。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摄而归一。凉风既至，百实皆成。汝能总持，吾亦随喜。由是无上觉路，分为此宗”。

这应该是牛头宗方面的传说。法融“得自然智慧”，并不是从道信得悟的;道信“就而证之”，是道信到牛头山来，而不是法融到黄梅去，这都是维持了牛头禅独立的尊严。既经过道信的印证，也就有了师资的意义。但这是“无上觉路，分为此宗”，是一分为二，与弘忍的东山宗，分庭抗礼。相信这是牛头山传说的原始意义。

太和三年(829)，牛头山为法融建新塔，刘禹锡作记。虽还是一分为二，而多少有了变化，如《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全唐文卷606)说：

(达摩)“东来中华，华人奉之为第一祖。又三传至双峰信公，双峰广其道而歧之：一为东山宗，能、秀、寂，其后也。一为牛头宗，岩、持、威、鹤林、径山，其后也”。

“贞观中，双峰过江，望牛头，顿锡曰：此山有道气，宜有得之者。乃东，果与(融)大师相遇。性合神契，至于无言，同跻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

这还是一分为二，法融本来就是得道者。但“密付真印”，又多少有所传受。牛头山仰推道信，而想保持江东禅的独立性，与东山法门对立，实在是不容易的。牛头的传说，虽强调法融的独立性，但承认道信的传承，就显得法融的本来没有彻底了。后来曹溪门下，顺着牛头宗的传说而加上几句，牛头禅就成为达摩禅系的旁支。在大一统的时代，终于为曹溪禅所销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