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天普大学宗教系史威德教授（Leonard Swidler），可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九九二年五月底他再次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并专门为我所主持的出家僧尼佛学研究班讲学，题目是已广为大陆学术界知晓的宗教间的对话。在欢迎他的晚宴上，我谈到宗教对话在我们学校早已从口号转入实践层面，并向他出示了学僧月澄于是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佛教，在对话中发展》一文，为该报连续十一天的《佛家弟子如是说》专栏的压轴之作。这是新一代佛教徒正式向社会公众对话，而白天则是他们与您这位元天主教学者的对话。他们进我们大学深造，亦可说是学术界与佛教界的对话，正如几年前我们举办宗教干部专修科，是与全国各地的政府宗教部门进行对话。这个时代是对话的时代，许多窒碍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得到解决。

谈到大陆宗教研究的情况，史威德教授同意许多学者的看法，即已从盲目的政治性批判转入较为理性的客观研究，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概论性的填补空白和实证性的资料积累上，要与国际上有深度的批判性研究接轨，恐怕还有俟时日。史威德教授问到中国学术界为什么不进行这种批判性的研究，我认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首先，这种纯学术的批判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多语种的文献学基础上，而我们连汉文佛经资料尚未覆盖各大学，研究队伍和研究工具都还处于筚路篮缕的草创阶段。其次，面对饱受摧残、百废待兴的佛教界，许多正直的学者也不忍心伤害佛教徒的宗教感情，就是过去写过一些激烈批佛文章的学者，现在也力图使自己的论著能为学、教两界所接受。与国外学者标榜纯学术的客观立场不同，大陆学者与佛教界处于一种唇亡齿寒、相依为命的格局。只有到佛教界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矗立在社会中时，完全客观独立的佛教学术研究才有可能。

一个外国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这里面的奥妙。但浸润于这种文化环境的中国学者，对此却有著切肤的感受。十多年来，无论是佛教界，还是学术界，都出现了一批有相当功力的论著。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因缺乏批判性的疏解，像蓝吉富先生在《当前华人佛教在教义与实践上的若干问题》（《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10）一文所指出的困局，这里同样存在，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九八五年二、三月间，我带领六名大学生调查福建的佛教教育。在闽南佛学院，一位学僧告诉我们，福建有一位年轻法师，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把当地书店中郭朋先生的《隋唐佛教》买下来，当众烧了。虽然我们对郭书的观点并不为然，但此书在佛教界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却深深地震憾了我们。平心而论，在我求学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佛教论著并不多见，郭书和范文澜先生的《唐代佛教》等，都还是我们的主要参考书。撇开那些所谓批判的言词，书中列举的史实，引证的佛经，毕竟使我们多少了解到中国佛教的基本框架，特别是佛教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些贴上去的批判，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也不可能出版。

时代毕竟翻过了那荒诞的一页。所以，还在我读研究生时，师兄陈士强先生就说他再也不会在文章中违心地点缀几句批判佛教的话语了。从此他埋头在经籍的爬梳上，积八年之功，奉献出一部《佛典精解》。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一般都抱著既不谤佛，也不盲目护教的态度。如果主客观条件不允许做有深度的研究，那就干脆从事翻译和佛教史料的整理，反正二三十年的文化断层，也需要一大批愿做铺路石的人去填平。

那年我们结束在闽院的调查之前，我向自始至终协助我们活动的教务长梦参法师辞行，他以豁达、恢谐的口吻谈起他坎坷的前半生。并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去找他的学生，当时在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帮忙的毅然法师和演莲法师，并由他们引荐，拜谒妙莲和圆拙两位上人。最后，他出其不意地对我说：今后，你在上课、发表文章时，不妨也可批判一下佛教。我问为什么，他笑笑，默然无语。留下一个公案让我去参。

这个公案我参到现在，还没有结论。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式的批判，在一九八五年，不敢说完全绝迹，但至少已失去了市场。我在闽院仅停留一星期，与闽院师生谈不上相知已深，但梦参法师应知道我不会作这样的批判。那么，将其排除后，无非是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为了稻粱之谋而权且方便，为适应环境而说些违心的话？有这个可能，但不需要。八十年代的宗教学术界，已经针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核心问题，在宗教理论上作了相当有深度的探讨。学术良心，学术操守，已越来越成为学者们自勉勉人的共识。学术环境是越来越向好的方面发展，即便不能完全说出真话，但至少有权保持沉默，不说假话。况且，中国佛教正是太讲方便、太讲适应，才造成现在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我们岂能滥用方便而造口业？

第二种，是让我们对佛教本身的弊病作出实事求是的批判吗？我想起一九八二年暑假为收集论文资料，到天台山参访，在中方广寺遇见北京中国佛学院教师白光法师。他提到陈士强先生当时刚发表的《论吉藏的佛学思想》一文，认为确实是读懂了佛经才写出来的文章，即使文章中有批判性的议论，佛教徒并不反感。佛教徒反感的是那种踞高临下，却连佛经都没读通的所谓批判文章。佛教是理性的宗教，是批判的宗教，它怎么会怕人家批判？佛教在其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本身不是没有弊病，但对这种弊病的批判，只有佛教徒才最有资格，也真正有效。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运动，印顺法师对佛教思想的疏理，就是充满著佛教大智大悲精神的自我批判。事实上，近年来以《闽南佛学院学报》为中心，一批中青年法师开始崛起，对佛教界自身的弊病作了相当有深度的批判。

第三种，是告诫我们学术界的年轻一代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吗？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政治上对佛教进行压制的负面影响日益减少；而经济上对佛教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日益上升。在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浮躁的短期行为也影响著学术界。坊间的佛教书是越来越多了，韩愈式的批判当然不多见，但浮光掠影、似是而非的庸俗之作却拥有相当市场。学者坐冷板凳写出的学术著作因无经济效益，很难找到出版场所，也就使人对是否值得终生坐冷板凳产生动摇。这未尝不是佛教界的不幸。即便如此，大陆学术界现正涌动著为学术而学术的潜流，要想在下世纪初成为主流，当然得经过一个大浪淘沙的痛苦过程。

对这个公案而言，上述三种可能性，也许都有一点，也许都不是。听说梦参法师已到海外，无法找他印证。故把这些梦中所参的心得写下来，望教内外大德，施以棒喝。

199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