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 人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汉哀帝元寿 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大约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传说明帝梦见金神，于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陆一带)求法。永平十年(67)，史传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达洛阳，明帝以礼相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后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数年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此后，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众多的翻译家。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成绩尤为卓著(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统计)。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919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 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余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余座，僧尼约二百余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余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 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 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 (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 (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 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 (《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 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 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 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摘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