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寂寞的人,虽能引起他人的同情;但人之对于寂寞的境遇,总是容易引起哀伤的情绪。所以寂寞的境遇,总是不受一般人所欢迎的。

但是,人而真正能够忍受寂寞,安于寂寞,乐于寂寞,并且愿以寂寞为其终身之良友者,他将必然通过寂寞之路,透出于寂寞的氛围之外。他将会在寂寞之中,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间,认识世间的一切有情与无情;他将会发觉自己的缺陷,他人的缺陷,世间的缺陷,乃至一切有情与无情的缺陷;缺陷之中,产生忧患,忧患则与痛苦俱来;自己有痛苦,他人有痛苦,一切的有情众生皆有痛苦;因为自己有痛苦,自己是人,凡是人,必皆有痛苦;又人是有情的众生,凡是有情的众生,亦当皆有痛苦。自求解脱痛苦,故亦必能逐渐而发为救人救世的大悲精神。到此境界,吾人的人性,已从孤单与寂寞之中,升华而至于广大无际的无尽藏中,自己深入于民胞物与的无尽之藏,自己的心胸,亦将充塞于无尽之藏,并进而弥盖涵容了无尽之藏,此真所谓广大如虚空了。但是,虚空虽然容受万物,且以抚育万物为职志,虚空的本身,却是寂寂寞寞,无色无臭的。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古来圣哲之士,不论出世的抑或入世的,他们皆从寂寞中来,那是毫无疑问的。虽由各人对于寂寞的运用有广有狭,对于寂寞的体认有深有浅,而致圣格与圣阶的范围等次,各有差别,然其认定寂寞之可贵,乃是一桩事实,即使他们未尝用过寂寞一词的字样。

人类思想的凝聚,必须有其冷静的机会;人格的升华,必先假以沉淀的时日。一缸混水,澄清之后,始能明净如镜而彻上彻下,但如不让其有休息的机会,时时均以器物搅之拌之,那是不会澄清下来的。

世间固有不假造作的天才人物,一出世来,即能显赫一时,但那总是浮浅的,好像肥皂的泡泡一样,也能吹得很大,也能在阳光之下发出绚丽的色彩,也能使人对之欣然而笑,然其彩色的生命是有限的,其为人们所留下的印象与影响也是有限的。

世上一般的所谓凡夫,总是不甘寂寞的,总是想尽方法,要使自己比他人好,要使自己站在他人的面前与上面,要使自己让他人看到,要使他人知道自己是比他人为好为高。所以一般的政客,口头上喊著为民服务,事实上却在踏著人民的背脊,登上自我高大的宝座,政客之所以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端在他们的不甘寂寞,他们是为成全自我而利用他人;政治家之所以能够万民爱戴,留芳千古,原因是在他们的动机为救国家为救人民,能置个人的成败毁誉乃至生死于度外,他们为了达到自救救人的目的,可以接受天下人的反对,即使在天下人的一致反对之下,他们仍能我行我素。所以历史上的孔孟诸子,他们各有其政治理想的政治计划,但他们却未有一人是能即身而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全部实施的,甚至永远未能付诸实施的,可是,他们那种独立特行、独往独来而甘于寂寞的精神,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实在值得吾人深心向往。

吾人在寂寞的时候,不能不感到无聊,这是因为没有寂寞的习惯,未能将寂寞的境遇,看作知己的朋友,所以大家喜欢往热闹的场所跑,希望能有一些可以交谈的朋友,可以共同玩乐的朋友。但是人从热闹的场合中走回家里时,或当朋友们各自分散时,却会感到加倍的寂寞,好像自己是生活在古墓之中的木乃伊,孤孤零零,凄凄切切,冷冷清清,像一个无依的幽灵,像一只失群的小鸟。于是产生反常的心理:越感寂寞之恼人,越向热闹的场合里钻,越钻越感寂寞,越感寂寞越要找刺激。最后,心灵混沌了,肉体麻痹了,精神堕落了,整个的人生,也就毁灭了!

当然,凡是尚有一些自制能力的人,那是不会一直走下去的。普通的人,无聊的时候,可以看看书,写写字,听听音乐,时间也就打发过去了。但是,假如我像鲁滨逊一样,生活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那里没有文明,没有文化,也没有任何的书籍,那时候,我是自杀呢?还是继续活下去?如果我是一个圣者,这倒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环境了,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他要单独跑到雪山去枯坐六年,耶稣成道之前要到西奈山去独住四十昼夜,他们何尝是从书本中找智慧呢?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是中国儒家的主张。书本之中,固可找到知识,真正的智慧,则非书本之中可以找到。所以佛教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主张直下悟入,明心见性。中国儒家,虽有悟的境界,但在宋明之前,殊少直接点出悟之重要者,到了宋明之后,因受禅宗的影响而标明了悟的观念,阳明的龙场悟道,便是一例。虽然佛教的悟道与儒家的悟道,在层次与成色上有其差别,但其悟的方法是一样的。如何才能悟道?首要在于知止,以不变而应万变,心不变动就是定境,心如止水,自可内外明澈,而能自悟悟他了。唯此知止不变的工夫,若非甘于寂寞的人,那是用不上力的。

人之自高自大者,正因他是无知;人之能够敬上而谦下者,正因他能知道自己之无知;人之无知而能自知为无知者,他已不是等闲的人物了。所以苏格拉底自谓他之过于人者,只是自知其无知而已!但要发觉自己的无知者,非要有寂寞的经验不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是不能自知其无知的,一个不能领会寂寞的人(像无有思想可用的动物一样),更是无法自知其无知的。故如庄子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警觉心,在一般人来说,那是谈不上的。

可是,我们不妨从现在开始,找一个寂寞的机会,或在深夜的床上,或在傍晚的天井里,或到空旷的原野,或到汪洋的海边,或坐林间的树下,或宿深山的梵刹,先让自己寂寞下来,然后再向自己发问:

我是什么?我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

我认识自己吗?认识些什么?认识了多少?

我为何生在天地之间,如何生在天地之间,天地之间如何使我生存?

我对我的周遭事物,理解了多少?理解些什么?

我是人?人应如何?我已如何?

我觉得人生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痛苦何处来,快乐何处去?自知有苦乐,也能知道他人有苦乐吗?

我生于天地之间,对天地之间的一切万有,理解了多少?理解了些什么?

像这些问题,任便举出一个,必将无以回答,即使勉强回答,此一答案的分数,必也少得可怜!即使是集古来的大宗教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数千年研究的大成,也只说出了一点一滴、片鳞半爪而已。释迦世尊,虽称正遍知觉,但其所觉的形上境界,乃是唯证乃知的,乃是不假言说的,我们凡夫,自也无法从佛教的经论之中找到本末究竟。此一本末究竟或事物终始,仍须吾人从寂寞之中去开悟出来。

伟大的人物,都是从寂寞中来的,也唯有从寂寞中来的人,更能值得人们的尊敬。像西洋的哲学家中,斯宾诺莎甘于磨镜的寂寞,尼采甘于病痛的寂寞,其余如霍布士、笛卡儿、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康德、叔本华等,皆甘于独身的寂寞。中国自颜回以下,贤哲之中,甘于陋巷布衣的寂寞者更多。纵使学优而仕,身居显要,但他们总是耿介质直,不阿不求,从政是为兼善天下而已,正是学以致用的表现。唯于伟人之中,寂寞一生者之精神作用,远较及身闻达之流,更能使人崇敬与向往,却是一个事实。这在宗教的行谊之中,尤其明显,一个高僧,只要能有彻底放下的决心,他们对于寂寞的生活,必能甘之如饴,世人视之为枯槁,他们住之如春风。因为一个真正的宗教家,特别是一个佛教的僧人,他们虽以出世为宗旨,却以入世为手段,他们的彻底放下,为的是要绝对的承当,若不先做去人欲而存天理的工夫在前,自也无法担起自救救人救众生的重任在后。即使一个高僧,未尝真的在其一生之中,度尽一切众生,但却愿于生生世世,尽未来际,直到度尽众生为止,正因有其弘愿之所在,他们虽然枯坐于水边林下,亦同于心包太虚而与一切众生谈天说地了。近代的佛教界中,有一位弘一大师,他于出家之后,总是隐藏,总是甘于过他寂寞的生活,他在生前,著作无多,化众甚少,但其若有所言,必是悲悯恳切之词,必能语语感人,故到目前为止,不论僧俗,凡是知之者,谈起弘一大师,总会肃然起敬,这就是受他那种卓拔的人格所感。那种卓拔的人格,却是从寂寞的生活中,贞凝而成的。

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寂寞的问题。人在单独的时候,会觉得寂寞,有了一个朋友交谈,便不寂寞了;一个甘心与寂寞为友的人,却将一切寂寞中的人当作自己的朋友,他将全部的心力,放在寂寞的朋友身上,为之发掘问题,并为想出解除问题的方法,以期拯救,以期安顿。因为凡人皆在寂寞之中而又不忍甘于寂寞,不甘寂寞的人是愚痴的,也是痛苦的,所以凡人皆在他的拯救之列,凡人皆是他所关心的朋友。那么试问:能以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为朋友的人,他会感到寂寞吗?当然是不会的。

若想甘于寂寞,确非轻易之举,如果以甘于寂寞作为来日的晋升之资,期以十年寒窗,换取来日的衣锦荣贵,那是流俗的,那不叫作甘于寂寞,而是做的投资生意。离俗而处者,固为甘于寂寞的人,一个真能甘于寂寞的人,却并不一定要离群独居,像美国的林肯,像印度的甘地,都是寂寞的人。寂寞者不会考虑到自己的问题,他只希望同情一切人,了解一切人,并愿为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承担问题而解除问题,他是忘我的,即使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都把他当作敌人来攻击,他也必能在所不计,人皆以他为敌人,他却仍以朋友乃至慈母的心怀来爱之护之。所以佛教主张学佛者,应先空去一个我的观念,然后才能进入佛法的圣阶,因为人欲皆由我的观念而来,有我就有人欲,有人欲便不能甘于寂寞。

寂寞是可贵的,愿将此一短文,献给正在寂寞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