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30年的发展，既是中国佛教信仰传统的继承与光大，也是当代中国佛教新传统的建构。其中，河北柏林寺净慧长老于1993年提出的生活禅信仰理念及其20多年来的不断实践，究其最基本的时代意义与价值，应该就是探索了如何将信仰落实于社会生活。

社会化与团体化的信仰方式

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这是太虚大师的论断。但是，什么才是禅的特质？实际上却是云里雾里，众说纷纭。其流弊所及，是当代中国纷纷出现的各种禅，呈现出一种泛化而又神秘化的趋势。一方面，似乎什么都是禅，禅泛化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禅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神秘到了无人能会的境地。为此，学界曾经指出，正是禅学末流流弊所致，明清以来，一门独盛的禅宗盛极而衰，禅学思想，殆扫地尽矣，并直接导致整个中国佛教的总体衰落。

生活禅，就是禅的生活，生活的禅，在禅信仰、禅修持、禅生活的基础上，呈现为一种信仰复兴的思潮特征。20年来的生活禅及其实践方式，既是一种修行方法，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更是一种生活智慧。生活禅是一种团体化、社会化的信仰方式。这种信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纠正那种禅学泛化的偏向，它以一种禅学共修的形式保证了信仰共同体的戒律与仪轨。

因此，寺院组织的社会活动，应当能够成为当代佛教光大教义、进入社会生活、扩展生存和发展空间、参与社会建构的主要途径。从柏林寺生活禅的社会活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佛教欲再建构一种现代的新型发展方式，从而改变传统佛教神秘超度、福佑私人的存在方式。这种新型佛教才是具有现代社会性和公共性的信仰方式，才是真正的人间佛教、大众佛教和社会认同的现代佛教。

虽然柏林寺20年来并未能借助生活禅夏令营这一信仰资源，将生活禅及其在家居士联系起来，形成稳定的社会群体，也没有建立起以寺庙为中心、以佛教功德为核心的现代教团。但是，由于生活禅制度性的建构，这一组织形式及其20多年来的活动成果还体现了佛教信仰资源社会化的成功尝试。

从信仰共同体到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转型期的中国人已经意识了社会交往的必要性，同时也看到了基于一种共同信仰而构成的社会交往方式。但是，在目前的社会中，人们还缺乏为此交往所提供的空间和桥梁。对此，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他的市民社会体系中强调了将个体联系在一起的是公共空间，或者说是活动场所。

共同禅修就是在创造这样一种活动场所。通过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信仰共同体，可以作为中国社会从差序格局向公民社会转变的社会力量。公民社会的建构，需要无数个体生命的自愿集合、自发组织、自主自助。至于宗教，则更适合作为此一桥梁和中介，借助于信众之间的相同信仰、彼此认同的组织优势和宗教组织的社会动员优势，把信徒组织成为一个体现平等、关爱、互相理解、互帮互助的信仰共同体，通过制度化形式建构成为一种结构性组织，镶嵌进公民社会之中。

在这个方面，以佛教信仰为基础建构的信仰共同体，可称为佛教社团，似与西方基督教的团契相类似。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十分关心在民主时代怎样才能维持一种普通公民的道德水准，怎样才能使一个社会在一定的道德界线内维持其良性运转。他高度重视宗教，认为宗教有助于孕育这样的公民道德。他进而肯定了基督教团契的作用，认为它们是培养大众公民道德的摇篮。比较而言，经历制度变迁的中国佛教寺庙以及佛教组织，同样亦能够整合信教群众，既使他们获得社会交往的空间，又使他们参与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之中。

在制度层面，20世纪人间佛教的提出以及时代的发展，已经为中国佛教提供了进入社会、进入大众生活的价值理念与现实基础。为了适应社会的变迁，中国佛教寺庙相继发生了不同层面的改革与变迁从注重个人修持的传统丛林到整合社会资源的现代寺庙组织。所以，当代中国佛教寺庙发生的制度变迁，使寺庙不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寺庙建筑形式。寺庙获得了进入社会的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在管理、活动等方面呈现现代化、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等一系列特征。这不仅使寺庙的管理和僧人的生活更加规范有序，还能更大程度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扩大宗教活动的社会空间。可以说，这种以寺庙为中心组成的现代化佛教组织，已经使人间佛教得以按照自己的行动逻辑进入社会，将人间佛教真正落实在现实生活中。

从社会影响层面看，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佛教组织，它们已能利用自己的经济、社会、精神关怀等资源优势，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这既是服务社会，同时也是表达和实践佛教信仰的方式。从其社会关联方面而言，佛教社团的组成将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可以预见，佛教信仰及其佛教社团正在构成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而生活禅及其禅修制度、各地不同禅学社的建立与活动，恰好就是这种社会建设的活跃方式。

将信仰落实于生活

正如净慧长老所指出的，我们提倡生活禅，所要强调的就是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这里的修行当然不是仅仅局限于禅，也包括念佛、学教、观心，总之是指佛教修行的一切法门。因为一切法门都离不开禅定，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了禅。《瑜伽师地论》上列举了种种禅，其中还有办事禅。办事禅的意思就很近似于我们提的生活禅，不过生活禅的含义更广，它所要求的不仅是把禅落实到工作、办事中，而且要将禅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的天地是广阔的，生活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有社会生活、有家庭生活、有道德生活、有情感生活，我们要让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都充满禅的精神、禅的喜悦。那么修学生活禅有哪些要点呢？修学生活禅有4个要点：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由此可以说明，在当代中国，生活禅的意义还在于它提出了弘扬佛教文化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在生活的当下实现佛教信仰的觉悟与解脱？同时也说明了生活禅及其禅宗修持对当代中国人间佛教信仰的复兴与重建，应当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

我们可以以传统禅宗的公案、经典、方法，来诠释当代生活。我们对出家人讲解脱，对在家人讲布施。我们可以把生活化、个体化、禅宗修持融合起来，进而建构以禅修为核心的、具有现代社会团体性质的佛教社团。真俗二谛圆融，这样的禅修，既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也是一种修行方法与生活的智慧。如果它能够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化、公民化的信仰表达方式，能够超越佛教禅宗，甚至超越宗教，成为普遍的修养身心的共同宝典，那么禅宗文化就不仅仅是宗教的，而且是社会的，它会成为社会发展与净化不可忽视的力量。修在当下、悟在当下、证在当下、庄严国土在当下。

禅宗修持的文化信仰特征，无疑是一种极为个体化的信仰方式。用佛教的语言来讲，此为不共业。然而，当代佛教的禅宗修持，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生活禅、禅宗修习营的出现，禅宗修习已经从传统社会的不共业走向了当代之共业，从个体化走向了团体化，成为了佛教社团的禅宗修持形式，正在从传统社会中只为个人觉悟而进行修习的个体化方式，转变为一种具有现代社会气息的、以共修为起点与归宿的团体化修持方式。

当代中国佛教拥有十分丰富的禅宗文化资源。如果以禅修建构一种价值认同方式与社会行动方式，能够使禅修方式社会化、团体化，那样或许可能完成当代中国佛教信仰方式的社会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