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内外作用

中国佛教哲学的作用可以分为内部作用和外部作用两个方面。内部作用是指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对整个中国佛教及其文化体系的作用;外部作用是指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对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作用。研究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内外作用和研究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内外联系,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同为探索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环节和重要途径。

一、内部作用

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对于中国佛教及其文化体系具有巨大的、多方面的作用,以下从四个方面作简略的说明。

(1)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体系的核心。

中国佛教哲学凝聚着佛教学者的最高智慧,体现了佛教的最高理论思维,它决定中国佛教的信仰观念,指导佛教的修持实践,影响佛教的文学、艺术等创作,是整个佛教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佛教文化体系的核心,在中国佛教文化体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

(2)决定中国佛教的信仰观念。

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和心性论等哲学思想,是真正决定中国佛教信仰观念的内在思想基础。四圣(佛、菩萨、声闻、缘觉)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的宇宙生命结构说,六道(六凡)轮回由凡转圣说,佛国(理想境界)和地狱(苦难世界)的两极对立说等基本信仰学说的流行,以及对佛、菩萨、罗汉(包含声闻、缘觉)的敬仰崇拜和对鬼、地狱的恐怖畏惧等信仰观念的流传,与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佛教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

(3)指导中国佛教的修持实践。

中国佛教修持实践的变化、不同宗派的不同修持实践,都是佛教哲学思想作用的结果。中国佛教逐渐提倡对君主效忠,对父母尽孝,这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宗教实践上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就是在儒家道德哲学的强大制约下佛教道德哲学发生变异的结果。又如,净土宗主念佛,禅宗倡自悟,在宗教修持实践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净土宗奉行依靠阿弥陀佛的外力帮助以求死后升入西方极乐世界的哲学,与此相应,它在修持上专持念佛法门,一心念佛,以期阿弥陀佛前来迎接自己进入佛国净土,享受永生。禅宗则不同,它奉行「明心见性」的心性论哲学,强调「即心即佛」,在宗教实践上不求外力帮助,而是专心寻找自我本性,自我觉悟。为了求得自我开悟,禅宗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和修持方法,如壁观、无念、棒喝等等,大大地丰富了佛教的修持内容。中国佛教还普遍重视修持中观照的作用。观照就是要观察事物的本性空寂,或是观察自我的本性情净,这是在空论和心性论哲学指导下的体悟活动。

(4)影响中国佛教文学、艺术的创作。

中国佛教文学、艺术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现,其中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在文学上,例如,中国佛教学者的诗歌,不仅受到般若思想的影响,自唐以来,更受到禅宗思想的浸染,以禅入诗,为唐诗注入了特有的禅趣,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极负盛名的一页。又如,中国佛教的顿悟说、妙悟说、境界说等理论,对佛教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影响极为深刻。在艺术上,宣传因果报应思想,成为中国佛教绘画的主题之一,神灵崇拜构成佛教雕塑的主要内容和佛教音乐的基调。至于寺院殿堂的建筑,更是佛教理想境界在人间的物化形式。

二、外部作用

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外部作用是十分广泛的,它对中国其它哲学形态、文化领域乃至社会政治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下面主要略述中国佛教哲学对中国其它哲学思想的作用,兼及其它方面的作用。

(1)推动其它哲学思想的发展。

自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哲学一方面受儒、道哲学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也强烈地影响着儒、道哲学思想的发展。魏晋时代,玄学流行,中国佛教般若学依然傍玄学而得到发展。到了东晋后期,以僧肇为代表的般若学家,把佛教般若学说和道家学说相结合,在《不真空论》等哲学著作中,阐发了非有非无,亦有亦无,有无统一,不落两边,不偏不倚的世界观,这不仅对以往的中国佛教般若学派作了批判性的总结,而且也对魏晋玄学作了某种批判总结,把魏晋玄学推向新的阶段。同时,中国佛教般若学的流传,对于推动中国固有哲学转向抽象思辨,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隋唐时代中国佛教哲学的重心是心性论,一些重要的宗派纷纷从不同视角阐发人的内在本性,形成了强大的哲学思潮。这一思潮直接推动了儒家学术旨趣的转移,并强化了儒、道哲学的内省路线。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明理学应运而生。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型,其在转变过程中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问题的启发、哲学理念、命题的吸取、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例如,在心性论上,佛教的「知为心体」、「知觉是性」「中道佛性」的观念,直接启导了理学和心学的主旨的确定。在本体论上,佛教哲学的理事关系说、「三界唯心」说,直接推动了理学世界观的构成。在思想方法上,理学家们十分注重体用范畴,以探讨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在修养方法上,理学家们的「主敬」、「主静」方法的实行,也都与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影响分不开。

(2)影响社会神秘心理的形成。

社会心理是社会群体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情绪、情感。佛教对中国社会心理影响最大的是因果报应和鬼神观念。由于佛教在这方面的长期宣传,经过历史的积淀,这些思想泛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神秘心理。如前所述,因果报应被认为是支配社会、人生的神秘主义铁律。这种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异常顽固的命运观念,并成为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佛教宣传的鬼神观念,以及佛国和地狱的两极形象结构,也在人们的心理上引起强烈的震荡,念经吃斋,求神拜佛,祈求消灾延寿,来世解脱,成为俗文化层民众的普遍心理结构,并深刻地支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3)对社会政治的多重作用。

佛教的因果报应,业报轮回;诸善奉行,诸恶莫作;一切皆空,反对执着;一切现成,圆融无碍等哲学思想,长期以来起到了规范道德实践、维护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也是佛教哲学对中国社会政治作用的主要方面。同时,在社会大变革时代,一些先进的人物也多从佛教哲学思想中吸取营养,作为从事改良、变革的思想武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近代一些改革家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或把佛教众生平等的教义、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或用佛教慈悲救世、舍己救济人的思想去激励人们的勇敢精神,鼓舞人们的斗争意志。这都反映了佛教哲学思想的庞杂性及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复杂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