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奠定了以道为尊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格局,使中国文化具备了承载外来及后起思想的宽容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道家与儒家思想都相应地调整了传承格局。佛教在融合汉文化的同时积极地与道家、儒家文化和谐共生,焕发新枝。后汉牟融的《理惑论》、宋代契嵩大师的《辅教篇》、张商英的《护法论》、元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明朱元璋的《三教论》及《释道论》都站在融合三教的角度,强调以道为尊,而心为道之源,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三家同源乃是三教以及社会大众应当承认的公理。

憨山大师云: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以迹求心,则如蠡测海;以心融迹,则似芥含空。心迹相忘,则万派朝宗,百川一味。又云:不读春秋,不能涉世;不读老子,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在漫长的文化融合历程中,三家思想已然血脉相连,彼此尊重而无相互引夺,自他默契而潜相秘护。直至明末,西方新教改革开始,其宗教哲学影响扩及中土,试图改变中国以道为尊的文化格局,而发展以人为尊的西方价值观,终至拉拢儒家而直接攻击释、道两教。当时四大师据理反诤,融合三教,赢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成就。现代社会,欧风东渐,慧日西沉,三教聚首,旧猷重叙,于文化、于国家、于宗教,时节因缘,正当适时。

佛教视角看《道德经》大义

《道德经》的大义是完全可以用佛教的语言进行诠述的。该经的八十一个章节中,其首章有三句话: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一句话,最重要的是道和名这两个概念。虽然老子开篇就提及了它们,但提起的目的却是从立意乃至表述方法的任何角度,大面积地否定常识中的这两个概念。以印度中世纪佛教界龙树菩萨的主张来看,举凡否定概念,都是因为概念的缘起法不能被单独成立,概念要相互依赖才成其为概念,否则果的成立将不再依赖其因,这是十分荒谬的。不能单独成立的原因是依赖性,仅仅在依赖其他因素而非自力的情况下,才能认知到事物的特性,因此概念是靠依赖而命名。例如,从构成要素的情况看,依赖而命名的就是部分和整体。因此道和名这两个概念,只有相互构成了明白的语境,人们才可以展开对它的理解。只要是做单一解读,都根本无法理解它。不在名的背景前,道根本无立锥之力;不在道的语境中,将事物说成为名,老百姓没有人同意。然而,只要开始了名的定义,道的氛围便已无形铺开。客观地讲,道与名之间的依赖而命名关系,就是缘起关系,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缘起法。

道和名是一对缘起法,佛教竟然这样来看待它们,并注定了二者不能拆开,就像离开了未来无以谈过去,离开了过去、未来,它们之间的现在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现在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缝隙而已。

更确切地说,依赖而命名,是借着在某一适当的事物基础上进行命名,而使这一命名具备表徵其事物全部内涵的功能。换个角度看,对于人而言,事物的存在与否有赖于认知事物的心对此事物所做的命名。或者说,一切事物的体性,都离不开对它们做命名的分别心,事物乃由命名的过程而被验明正身,而使被发现的存在立马变成合理。

可道、可名当然就是命名的全过程,但是非字起什么作用呢?这是否定你能从命名中获得其所表征物的名以外的实体,终将归无所得。因此《道德经》开篇明义,开门见山地说非常道、非常名,无论你如何去命名或贴标签,一切事物都只能在相对的框架中存在,不可能具备任何独立的状态,而且,归无所得承载了依赖而命名的意义,也就是说,归无所得的物性空,同时具备依赖命名的缘起性价值,这就使得空性等同了缘起的意义,假如产生了对于空性的理解,就是得到了对于缘起的理解。

因此,对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佛教解读,是说:依缘而起的道,是可以去作人为谋求的,但必将归无所得。世间的万事万物,暂时也是可以去谋求的,但也终将归无所得(道和名是一对缘起法,可以分别加以谋求,却必将归无所得。假如产生了对于空性的理解,那就是对于缘起的理解。假如产生了对于道的理解,那就是对于名的通达)。

由上可知,《道德经》义理与佛教核心教义之间,是何等地微妙共融!

儒释道三家共同以心为本,以道为尊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指行为合乎中庸。梁漱溟曾对泰戈尔说: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你看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好像各趋一偏,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两者相反,都不妥当,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因为中庸不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迁就。反之,孔子最不高兴的是乡愿,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什么?即是他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人人称他是好人,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泰戈尔高兴地说:我长这样大没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现在才明白世俗误会拘谨、守规矩为道德,其实那样正难免落归乡愿一途,正恐是德之贼呢!

而在狂狷性情,直心为道场的人格基础上,道依然是最重要的。因此,孔子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谓之道。率性所行的,就是道。背性而行,则是非道。

守培法师云:圣人制人伦之道,以禁其私欲也。以此分别而治彼分别,分别虽同,其意相反。以分别而论,则近于凡夫;以治分别而论,则近于圣人。是故人伦之道,虽非圣人之正道,亦非凡夫邪道也。若人率性而行,则弃人伦之道。可知人伦之道,乃圣凡过渡之程,非究竟处也。然虽非究竟之处,而不可无。如渡河之舟,虽不是久居之处,非此不能渡河故。又须知人伦之道,虽不可无,而不可认为究竟之处。以为究竟者,即不得率性而行,亦即不能入圣境也。如渡者不舍舟,即不能登彼岸故。

儒家以道为尊,宗旨十分显然。道家及佛教,一者是中国文化中承载大道的门庭,一者是印度承载大道的宗教。如憨山大师在《庄子内篇注》中所云:中国圣人载道之言,除五经束于世教,此外载道之言,唯老一书而已藉令中国无此人,万世不知有真人;中国无此书,万世不知有妙论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师孔子;已知人欲为诸苦本,志离欲行,故少师老庄;已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知十界唯心之影响也,故皈命佛!

儒释道三家以道为尊的宗旨,由以上诸大德的言论,已揭示得十分清楚!

明末三家所面临的共同处境

由印度传来的佛教与在中国诞生的道教,在明代君王政府的宗教政策中,都是作为社会或文化来进行理解。如在明王朝的初期,明太祖曾注释《道德经》二卷,另制作《周颠仙传》一卷,成祖也制有《神仙传》一卷,显然,这些工作不一定出于宗教信仰,甚至显示出收揽民心的意图。明世宗的时代,由君王本身开始推行抑佛崇道的风气,甚至发展到毁佛像、烧佛殿,并令邵元节承嗣真人的职位,统领天下道教,封礼部尚书,享一品官俸禄等。这些措施使当时的道教逐渐兴盛起来。进入万历时代,社会上才逐渐有高僧及有作为的居士出现。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道教曾一度被查禁,但因其地域宗教及老庄哲学影响的缘故,查禁解除。此后的佛教、道教与儒家渐渐成为浑然杂处的状态,广泛流行与民间。当时,道教的袁了凡(1568-1610年)所著的《功过格》曾普遍地为社会所采行,莲池大师以《功过格》为基础编制了《自知录》。《功过格》的思想及持行方式,直到今天仍为广大佛教四众弟子所奉行。这些都是对三教同源主张的佛教支持。从《竹窗随笔》对于《自知录》进行强调的序文可以看出,莲池大师倾向于佛教的信仰之心基本可以说是由于三教同源说的感化。

根据圣严法师在《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中的考察可知,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就以景教之名来到中国,相继在中国传播了210年,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消灭绝迹,此事记录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宋朝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有种被称为一赐乐业教的西洋宗教开始传入中国,历元、明两朝,后来不传,这可能是犹太教。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天主教以也里可温教的名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此教被称为唐代景教的支裔,元朝在中国的也里可温教教师,已经包括了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多数传教士是跟随西征的蒙古军来到中国的,所以当时蒙古人是信仰此教的主流。其信仰也随着之后蒙古王朝的灭亡而逐渐终止。

到了明代,欧洲兴起了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内部也要求改革。从1540年开始,耶稣会向东方各国延伸他们的教化路线,先印度,再中国。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查比尔来到中国澳门,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利玛窦在广州香山澳登陆。活动了二十年后,他正式进入北京,要求会见神宗皇帝。《明史》326卷记载:

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岁沾染中土帝嘉其远来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

此后,西方人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多起来,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于传教,不求名利、官位。他们带来的文化,多半是中国原本没有的,如数学、哲学、天文等。很多人初次接触,大感好奇。于是天主教传播开来。

早期,因由一批中国学者帮这些传教士从事翻译和文章润色,使他们的著作在中国上流社会迅速传播。1643年,30位传教士中,写有14种著作的有7人,5种著作以上的有13人,这些著作被出版并广泛流传。从这些著作的立场上看,他们将儒家看成天主教发展的伙伴。传教地点由广州、澳门为中心,推广到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开封、福州、山西等地。

外人的攻击与佛教的反诤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因为南京天主教徒聚众活动规模巨大,南京礼部侍郎沈灌联合一些官员上奏,说西方教士在南京的传教活动动不动就上万人,日夜集会,极似当时的白莲教(附佛教外道)和无为教(附道教外道)。因为害怕进而产生政治叛乱,明神宗下令取缔天主教,逮捕传教士。明末抗拒天主教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自利玛窦到中国,天主教徒来华的教士人数也与日俱增。

当时的传教士徐光启等人除了进行维护天主教的政治斡旋以外,已然公开造论,反驳佛教。这些论点主张鲜明,反对佛、道,拉拢儒家。如罗明坚写的《天主圣教实录》在广州发行,利玛窦写的《天主实义》在南京发行。利玛窦的著作分别抨击了佛教和道教,而徐光启写的《释氏诸妄》已开始全面攻击佛教诸名相,如天堂、地狱、世尊、杀戒、盗戒、轮回、念佛、神通、三世、佛化身、大千世界佛教的反驳运动十分激烈,普润法师写了《诛左集》,密云圆悟大师作了《辩天三说》,莲池大师作了《天说》四篇,藕益大师写了《天学初徵》、《天学再徵》,黄贞居士写了《不忍不言》。但是,与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利玛窦、汤若望相比,佛教的法师和居士既没有政治身份,也没有政治影响。后来,他们将南京事件的余怨转嫁到佛教和道教身上,并诉诸神宗皇帝要与佛教论辩。那时莲池大师、紫柏尊者都已入灭,憨山大师正受政治迫害,藕益大师才十八岁,密云圆悟禅师年至五十,却又不屑与徐光启等论辩。当时佛教犹如遭遇风暴冲击,虽然诸方释子群起反诟,但整个佛教界都呈现出了不安。

汉代以来直到明初,佛教只是面对儒家和道家的小规模论争,而此时论争者换成了天主教,这是从未经历的论敌。处于自我防卫,著文反驳的,仅有前面提到的五位。

在于西方宗教当面交锋的明末,面对争论过程中耶佛教和道教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大震动。当时高僧及志士仁人都清晰认识到,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因为文化根底的共同性,需要重新审视三者的一致根源了。教拉拢儒家,佛教与道教相处在了一起,佛教不光要重新审视道家,更重要的是,重新调整自身与儒家的文化关联。

此前的三教同源

后汉太尉牟融的《理惑论》,宋朝明教契嵩大师的《辅教篇》,张商英的《护法论》,元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都是站在佛教的立场而提倡三教融合。明太祖朱元璋著有《三教论》和《释道论》,站在君王的立场提倡三家调和。道教袁了凡和儒家一些阳明学派的学者,及佛教的高僧大德们相继出现,而纷纷主张三家同源,都站在融合三教的角度,强调以道为尊,而心为道之源,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三家同源乃是三教以及社会大众应当承认的公理。

明末四大师共同主张三教同源

紫柏尊者在他对阮坚的开示中这样说:

审名以精义,精义以入神,入神以致用。此东方圣人、西方圣人,必由之道也。故颜子则隳(huī)肢体,黜(ch)聪明。老氏则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若吾无身,何患之有!又曰:介然有之,行于大道,唯施是畏。老氏亦东方圣人也,若究其所归,本与儒同宗。穷生死之故,穷性灵之极。

他认为道家的老子和儒家的颜回都可以称得上是东方的圣人。

憨山大师与紫柏尊者同时代,而且是至为亲密、荣辱与共的道友,他的《梦游集》中关于三教同源的论著,有《观老庄影响论》、《道德经解发题》、《中庸直解》、《老子解》、《庄子内篇注》,他认为: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老庄思想皆由法界真心流演而来。他尤其重视《庄子》,认为此书见地格外高超,他评价云:

间尝私谓:中国去圣人,即上下千古,负超世之见者,去老唯庄一人而已。载道之言,广大自在,除佛经,即诸子百氏。究天人之学者,唯《庄》一书而已。

他认为穷究天人之学的只有《庄子》一书而已,同时将孔子的位置下降到老子之下。道家的老庄思想,历史以来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在中国佛教史上实在是罕见的例子。

莲池大师于《道原》中云:

或问,《道德经》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则道之一言,自老子始,而万代遵之;佛经之所谓道者,亦莫之能违也。则何如?曰:著于易,则云履道坦坦。纪于书,则云必求诸道。咏于诗,则云周道如砥。五千言未出,道之名已先立矣!

藕益大师在他的《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中云:

儒以之保民,道以之不疵(cī)疠(l)于物,释以之度尽众生,如不龟手药,所用有大小耳!故吾谓求道者,求之三教,不若求于自心。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

大师认为,吾人所求之道,不必去求心外的三教,向内心中求才是最为适当。

异口同音,三教同行

根据明代的相关史料,当时的论争最终使儒释道走到了一起,在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挑战面前,中国传统宗教与哲学思想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局面。客观地说,这是中国各文化系统在进行自卫反诤前所产生的自然结盟。内外宗教文化界的这次争议,仅仅定义为宗教间的争议是不全面的。更深刻地说,这是两种文化在深刻遭遇时因其差异性而引发的思想遭遇战。

以人为核心的西方宗教文化,在以道为核心的佛、道教义面前,并没有显示多大的优越性。中国人相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取法于道,自然得乎于人。而如果取法于人,如何能避免得乎于利呢?当前的中国社会,被动地接纳了西方的强势文化,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在国人心目中,西方文化能一直强势下去。人们可以看到社会的现实,西方社会的人性价值观,一次有一次地由其枪炮进行护送,而向世界各国传达人权的福音,西方价值观的人性论,在中国大地上能否持久放射道德的光芒,仍然受到人们质疑,甚至相反,只怕有一种光芒要被无限度地激发,就是名利。

莲池大师《竹窗随笔》云:震旦之书,周孔老庄为最矣。佛经来自五天,欲借此间语而发明

其实,明末的儒家学者们大多都接纳佛教信仰。早在南宋,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教就是三教同源说反映在道教方面的一种事实。其中,全真教所谓的清规、不立文字、戒律、打坐、法身等词汇自然也是吸收佛教禅宗与天台止观所产生的运用。明末的三教同源思潮非常流行,憨山大师注解的《老子》与《庄子》,莲池大师《竹窗随笔》的《庄子》三篇都使佛教的思想与道教教义完美合璧。

强调三教同源的时代意义

明末的这次论争,与其说是一场发生在明末的宗教激辩,不如说成是后世东西方文化与宗教差异的论争的一次历史预演。其实,现今社会西方与中国宗教社会明里、暗里的论争多少总有一些,而且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目前尚未全面复兴的实际状况,这种宗教论争,迟早难免一战。

大道在时,照见人的良心;名利在时,激发人的狂野。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发展,没有把人间性的满足看做首要的追求目标,但它已成为必然成果。人的俗性不可作为决定世间的重大轨则,道才是第一要务。以道为第一要务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从来就没有忽略人性或否定人性,更多地是从人性滋长的名利牢笼中将人性彻底解放出来。儒释道三家的饱学之士在对此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所提出的三教融会的主张当然不是无原则的混同或比附。在面对地球村文化的新时代,必将产生更为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