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佛教兴革的静安寺含义

1.忧患悲愿的承转地静安寺

静安寺根据圣严法师的记载,是一个三国已有的古寺,他的背景没有狼山大圣菩萨的道场感应事迹多,也没有真实的古迹可资欣赏与凭吊。仅仅是在上海市区中心,于寺产纠纷闹着不可开交的一个普通寺院而已。233

但从虚大师开创中国佛教改革的路线来看,静安寺曾是中国佛教内部,第一次自行组成最高社团组织前中国佛教会「中华佛教总会」的总部;是为清末民初佛教领袖总会会长八指头陀(寄禅,虚大师最敬重的师长)234追悼会的地方;是启动虚大师舍命救教的愿心,而愤倡现代中国佛教三大改革的初啼地;是奠定圣严法师佛学基础,开启闻、思之门的所在;是将法师在广教寺、大圣寺所发的心愿,转入虚大师兴革佛教的路线,点燃法师忧患中国佛教兴亡意识,促使法师一肩挑起佛教教育的使命道场。

这些事都是在静安寺发生,法师的部分,已如前述,其余事件的主轴在寺产。寺产对外是紧扣着政府宗教政策、政治轮替、国家兴衰,对内又与僧人的生计、僧教育的推展相互依存。因此相较之前面香火的狼山广教寺、经忏的大圣寺、蜕变中的静安寺已有了近代佛教改革的实际运作出现。

2.新、旧派合作的象征静安佛学院

静安佛学院的成立,前文述及开创者之一监院密迦,与虚大师曾有过从,235而且不管抗日期间或胜利后的静安佛学院开办,都是在虚大师来访以后,因此圣严法师说此学院「与虚大师学派有关」是可成立,236这也可从学院的教务主任,就是虚大师的学生育枚法师,以及老师群有许多是虚大师的第二代得证。237但在住持与密迦被陷入狱,圆瑛法师(1978～1953)的高足白圣法师(1904～1989)全权代理寺务,以及圆瑛早在抗日前(民国二十三年)因上海市政府介入,被票选为该寺十方丛林住持一事来看,似乎又不全然是「与虚大师学派有关」。

民国二十三年(1934),圆瑛「再三谦辞」静安寺的遴选住持,且以「寺产纠纷过久,不欲冒然入寺」。圆瑛这样地退怯,虽与此寺多年兴讼有关,但多少可能受其光绪三十四年(1909),因「某寺寺产纠纷,而被拘禁于县衙」238事件影响。然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住持德悟、监院密迦因寺产「十方」、「子孙」制之争而下狱来看,圆瑛当时的多虑、谦辞,不是没有道理。

太虚与圆瑛各代表当时佛教的两大主流,一为进步,一为保守,本相互对立,而其子弟前后出现在「静安寺」,像这样的人事,以中国佛教近代史的轨迹来看,或有其意义。似乎象征佛教的进步派与保守派对立多时后,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静安寺是合作的。239而且有趣的现象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静安寺的师生,在台湾又多与「中国佛教会」有关,如佛学院院长白圣长老、妙然法师与学生了中法师。240其实静安寺与「佛教会」,和中国现代兴革是有着历史渊源。以下就以「静安寺」为点,与寺产有关的国家法令为轴,检视静安寺与近代佛教改革中的关系。

3.佛教兴革的缘起、源地中国佛教会前身、总部静安寺

(1)「僧教育会」成立清末政府「庙产兴学」

寄老倡「僧教育会」自办僧学;虚大师入「祇洹精舍」学习

今日「中国佛教会」的前身「中华佛教总会」的会址就是设在静安寺。「中华佛教总会」成立的基础,就是清末各省、县依法各自成立的「僧教育会」241。「僧教育会」是因张之洞一八九八年提议「庙产兴学」242,致使浙江诸多寺院求「日僧」保护,八指头陀寄禅闻之甚感辱国、辱教,于是力倡自办僧学,所兴起的合法组织。243

虚大师、圆瑛、栖云于西元一九O八年协助寄禅宁波的「僧教育会」,此为虚大师从事佛教运动的开始。244次年(1909)虚大师与栖云就学于杨仁山以世界眼光所办的学院「祇洹精舍」,学院仅办一年而辍。245大师入学较晚,才读半年,精舍就因经费困难停办。同学中有仁山、智光(东初老人传法的师父)、梅光羲、欧阳渐等。246这批学生,就是圣严法师所谓中兴近代中国佛教功臣。247

「僧教育会」成立之初,各省、县互不隶属。尔后进一步结合,是因清末最后一年(1911)推行地方自治,造成各地占寺夺产的情势更加严重,佛教各界才会集上海,共推寄老到北京请愿。虚大师当时就替代寄老拟写请愿保护,及改革振兴佛教计划书,且预备随侍寄老入京,后来因为铁路风潮没有成行。248

(2)「中华佛教总会」筹立新、旧教育组织整合

寄老组「中华佛教总会」;虚大师创「佛教协进会」

接着武昌起义,新募的军人,大多驻扎在寺院、道观,乡里豪士逼迫出家人出钱或当兵,寄禅正苦无对策护教时,南京政府适时成立,于是民国元年(1912)一月寄禅到了上海,改组各省、县「僧教育会」,筹备创立「中华佛教总会」249。

虚大师当时也因各地掠夺寺产风波,为图「新中国新佛教之建设」,「以佛教寺产,办佛教公共事业」,创立「佛教协进会」于南京,以联合全国僧青年从事改革佛教运动,同时推举寄禅为会长。

250可见寄禅是新、旧僧的精神领袖。

虚大师就读祇洹精舍时的同学仁山,为「金山寺改办僧学堂」一事,早已到了南京。虚大师以「办僧学(佛教大学)亦自为其(佛教协进会)(办佛教公共事业)中的一事」,因而得到同学仁山响应「佛教协进会」。但仁山以有同学数十人在镇江(智光长老也在其中),所以极力请大师到金山寺开成立会。此一成立会发生了近代有名的「大闹金山」事件。251

同年四月寄老以「佛教团体宜合一,不宜歧异,理应服从多数之公意,牺牲一部分主张」为由,252请虚大师将「佛教协进会」一起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因此以寄老为主的「中华佛教总会」融合了新、旧团体,共同在上海开成立会,总部就设在静安寺,其他各「僧教育会」则为支部,北京设机关部。因而「中华佛教总会」为中国佛教内部,第一次自行组成的全国佛教社团的最高组织。253

从上述可以看到民国刚成立,佛教僧界新的组织型态相继产生,而重点都是在如何运用传统寺院的资产来办僧教育。254这一开始原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延续清末丛林寺院的「僧教育会」而整合的「中华佛教总会」;另一路线则是从杨仁山学院出来的青年学僧所策划的「佛教协进会」。后者又可分为全面性改革的虚大师,另一者则是仅将传统「丛林改为僧学堂」(或佛教大学)的仁山、智光等法师。

所以总部在静安寺的「中华佛教总会」,是新、旧团体各自整合后的再整合:清末旧组织各省、县平行的「僧教育会」整合;民国新团体祇洹精舍同学的虚大师、仁山等之整合。然后再新、旧合一。

(3)「中华佛教总会」合法「管理寺庙条令」暂停

A.会长寄老殉教

民国二年(1913),由于南京政府孙总统让位给袁世凯,以致「中华佛教总会」必须北上,才可取得政府批准,成为合法团体。当时湖南、云南、安徽等省又不断发生掠夺寺产,于是会长奇禅在各方催促下,毅然北上,与袁世凯政府沟通,期以奠定「中华佛教总会」的合法地位。

此一「中华佛教总会」在法律上之所以能成立,可说是会长寄禅用性命换来的:

偕道阶见礼俗司长杜某,而杜某方下令调查僧产,分别官私诸目,既见、据约法诘难之。又以令中有布施为公,募化为私语。和尚谓:在檀那为布施,在僧人即为募化,界说不明,龂龂与辩。杜某语塞无以对,词色转厉,意在恫吓,乃愤然而出。悒甚!甫下车,即胸膈作痛明日已作吉祥卧示寂。京沪各报,皆传其生平事,力攻杜某,因之官私公产令无形消灭,毁夺案既得转机,新改定佛教总会章程,亦经国务院审定,以大总统命令颁行各省。一年来佛教得以稍安者,食和尚一死之赐也。

255

引文的意思是:寄老由道阶法师陪同见政府官员「杜某」时,恰巧遇上这位「杜某」官员下令要调查寺产,官员把寺产用公、私来分类,意图占领。以信徒布施的部分计为公,出家人化缘的部分归为私。但寄老反驳说:这样的界定不清楚,同样一笔钱,以信徒的身分说是布施,出家人的身分称为化募。这位官员自知理亏,无法答辩,巧夺寺产师出无名,因而恼差成怒,疾言厉色,予以恐吓。寄老愤然离去。寄老心情甚为郁卒,才下车,即胸痛隔日一早已见其圆寂。寄老往生造成南京、上海媒体群起攻之,北京政府才重新改订佛教总会章程,以大总统命令颁行各省,因此以政治法令来强夺全国寺产一事,才有转机。所以说「中华佛教总会」的法律地位,是拜会长寄禅性命之赐。

B.虚大师革命之声初啼

「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八指头陀寄禅是虚大师的戒和尚,虚大师当时得以受到传统丛林最好的「禅」、「教」教育,是得自寄老的提携。256寄老是最爱护,也是对虚大师寄予最深期望的师长。

257虚大师于法门师匠,也独折心于寄老。258

因此虚大师从清末(西元1908年)开始就一直协助寄禅推动的「僧教育会」。所以寄老为教而死,虚大师之悲凄可知。

259虚大师故而痛愤民国初成,佛教因长久过于衰弱,致使比一般弱势者,遭遇更多的政治迫害,导致寄禅殉教。260因而痛定思痛,于是在「中华佛教总会」的本部上海静安寺八指头陀的追悼会上,演说了三种革命以抒悲愤:「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261同年(民国二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静安寺举行成立大会。262内务部公布「寺庙管理暂行规则」,规定任何人皆不得强占寺院财产。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