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教因应抗日后的乱与贫

1.面目全非的佛教

抗战时,法师在俗家乡下,白天时见到、听到日军在当地奸、杀、淫、掳、掠,夜晚则有国人游击队的活跃与强盗的光临。而平常田里一切努力的所得,除了缴租,乡里的保甲长、游击队、和平军也不时地来搜括。169致使法师俗家贫穷到几乎无以为继,但法师家人还是照样勤俭、努力。因此抗日期间,外在这么多「人祸」,法师俗家继续「平常田里一切努力」,可见当时人民生活还在轨道里,「民心」尚称安定,并怀抱希望,以为外来的侵略过后,和平将会到来。

而且法师在抗日战争末期出家时,狼山仍有香火,狼山的日军也不像其在家乡所闻、所见那般残暴、恶劣:

日军到狼山,皆知脱帽行礼与跪拜,日军的官长,也都能够保护佛教的道场,日军不住寺庙,甚至还写了告示送交狼山张贴,告谕日军要保护寺庙,乃至保护山上的树木,这些措施,也是很有效的。所以,虽有日军到了狼山挖掘工事,宁住山下的篷帐,也不住山土的寺庙。(《归程》页77)

所以法师称其出家时,所见的狼山还有「回光返照」的局面:

狼山的全盛时期,我没有看到,当我于民国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秋天上山出家的时候,正值抗战末期,香火已经很差,但我依旧见到了昔时景况的一个回光返照。

然而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刚胜利,带来的不是和平、喜悦,反而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甚至狼山的出家人,在狼山已无法生存:

昨天还见他上山来玩的人,今天早晨已躺在十字路口的血泊中了;今天见他是有说有笑的人,明天已被「扎」了「粽子」,沉在河沟里了;上午还见了面的人,晚上就被「栽」了「倒葱」。夜夜凄厉的狗吠、手枪声。现在,天天有人躺下去,也天天有人失踪了。(《归程》页79)

没有预警的屠杀,不知杀人者是谁?在哪里?以致「大家生活在人人自危的恐怖之中,远道的固然不敢来,附近的也怕外出走动了」。「大圣菩萨的化缘尽了」,「狼山的香火,已经没有了」,「出家人无法生存了」170。

之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狼山,国军军队进驻寺院:

国军连番地驻防,弄得只见军队不见香客,只见兵器不见法物,连门窗、桌椅,都变成了军眷的床铺和伙房的柴火。(《学思历程》页10)

于是逼得「狼山的出家人,多半集中到了上海的两座大圣寺」171赶经忏去。法师就是其中一位。

法师所见的情形,可从印老民国三十五年(1946)底自武昌回到江南,看到南京、上海、杭州的佛教,那「一切无从说起」,难以言喻的「面目全非」,互相为印证:

三十六年与三十七年,普陀山一切都变了,阅藏楼也变了,其实京、沪、杭一带的佛教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一切都变了,有一切无从说起的感觉。(《平凡的一生》页39)

短短的一段文,超乎想象,令人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的面目全非,让印老不自禁地重复了四次「一切都变了也变了都变了一切都变了」,无语问苍天的「变」,读来令人唏嘘!悲从中来。

2.虚大师的响应

(1)青年知识僧组党

这一情形,民国三十五年(1946)从后方回到法师赶经忏的大都会上海的虚大师,又是怎样的感想、反省,与提出解决措施?

十年扫荡妖氛尽,一旦和平庆到来!犹有和平暗礁在,迅行扫荡勿迟回! (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520)

民国三十五年(1946)正月在重庆的虚大师,先觉地指出有「和平暗礁」,也就是「国共倾向和谈,而前途未可乐观」172。此一「暗礁」的现象,当是如同法师狼山所见的情形「国家和社会动乱」。「动乱」之源,回到上海的虚大师说是「国共局部冲突之严重」,虚大师甚且对政府于收复区的措施表示不满:

国共局部冲突之严重,不满于政府收复区之措施。(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525)

到底是怎样的措施让虚大师不满?以下就以大师说此话的地点上海静安寺来检视。

静安寺为了办学,而有寺产之争。民国三十五年(1946)五月六日「静安寺(监院密迦)请虚大师驻锡」。大师「由京抵沪」,「是日,上海佛教界,假静安寺欢迎」,隔日大师「于静安寺接见记者,论及政治」,就说出上面引文中的担忧,和不满时政的话。是年秋天,静安佛学院就正式开办:

对于静安寺的整顿,最大的功臣是密迦与德悟两位法师。德悟原是静安寺子孙派的子孙,他能把静安寺改成十方道场,并请密迦协助,悉意改革。密迦极有做事的魄力,学院的规模,几乎是完全出于他的策划而来。(《归程》页128)

密迦、德悟是促成佛学院开办的灵魂人物,尤其是请虚大师来静安寺的密迦。两位法师把寺产变为十方制后办学,这一改革,「并为附近寺产地皮的问题,得罪了许多的人」。没多久,「终于被人以『汉奸和尚』的罪名告下了狱」。之后,佛学院院长白圣长老,也「经常要与流氓斗法、斗智」173。

此一「汉奸和尚」罪名之所以可以成立,是因为「住持德悟、监院密迦为抢救沦陷区失学青年,以及改善僧寺经忏制度,而创设佛学院。」174因而与「伪政府的军政机构有所接触」所致。(《归程》页129)密迦在抗战前就与虚大师有过从,而抗战当时静安学院的开办,正如同民国三十五年(1946),都是虚大师来了静安寺之后。175

类似密迦下狱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师再度出家的剃度师东老人身上。东老人是虚大师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在虚大师同学智光长老当住持的镇江丛林焦山定慧寺任教务,抗战时也没随国民政府撤退,甚至克服万难,继续办学:

二十六年抗战发生,该寺遭受日人炮击,损失惨重,遂停课二年,至二十八年又复课。176

胜利后,东老人任住持。焦山山下的万余亩沙田,受地方「士绅」觊觎。民国三十五年(1946)东老为了「万余亩沙田」筑堤而贷款成功:

其时(民国三十五年),焦山万余亩田地皆沙滩涨成,面临长江,若无防水堤,每逢雨季,便易泛滥成灾,而难丰收。其中定慧寺土地居五分之三,故向镇江农民银行贷款筑堤。177

因而引发地方「士绅」以定慧寺能于民国二十八年在伪政府下继续办学,而诬陷东老人「与日寇、汪伪等机关交往深切,以时值肃奸期间,故遭囹圄之灾」178。

虚大师抗日刚胜利以「犹有和平暗礁在」,担心「国共局部冲突之严重」,而呼吁国民政府当「迅行扫荡勿迟回」。但从这两个民国三十五年(1946)佛教发生的案例看,国民政府却在收复区急于对已没有政治威胁的亲日汉奸,秋后算帐「肃奸」,而且不就事情功过、真相,仅以忠诚意识为主。此一「肃奸」因假「忠心耿耿」的「贪官恶吏、土豪劣绅」之手,以致把不畏艰难、不怕死,以办学护教、卫国的出家人也牵连进去,其他在收复区事业得以持续或生存的人,当更有理由被捉,可见时况之严重。难怪虚大师「不满于政府收复区之措施」。

这种「土劣贪恶」,就虚大师的观察,是「乡村以至都市」,无所不在,任何政党、政治都需透过这些人,以致国家、人民都受其操纵:

中国的国家社会,深深地陷在贪官恶吏、土豪劣绅的操纵中。朝野各政党,虽都有相当好的政策,和少数正洁的人才,但是从乡村以至都市,充满着土劣贪恶。任何实际的政治,非通过了贪恶土劣不能施行;及至通过了贪恶土劣,任何的主义政策,在实施中,都成了操纵于土劣贪恶的假政治。(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521)

为对治这种「贪官恶吏、土豪劣绅」,虚大师在抗战刚胜利,民国三十五年(1946)一月于后方,就提出:「要中国能够好起来,无论如何,要由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公正的知识分子、产业分子,联合教导资助着贫苦劳动工农。」以帮助中国「走上现代国家社会的大路」,如此「现代佛教也随着现代国家社会而涌现」。因而要「无家室之私」,「可为最公正、最强毅的知识分子」的「青年知识僧」组党,「加入公正的知识分子、产业分子、和贫苦劳农联合阵线」,「以土劣贪恶为革命的对象」,「根治、尽绝附于国民背上的土劣贪恶痈疽」,以维护人民、佛教的生存。(《太虚大师年谱》页520-522)

此一组党是虚大师看到佛教传统的「超政,遇政府与社会摧教,易遭破灭」,但佛教若「从政,亦易随政府而倒」。可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情势这般恶劣,又「无在家佛徒集团,足以拥护佛教,则僧伽处此,殊堪考虑!」虚大师因而呼吁佛教以问政、「议政而不干治」,来组织「青年知识僧」。但教界「长老缁素,则缄默持重,大多不以为可」;虚大师又因「中国僧伽量之少,质之低,于政治素鲜注意,其难以有为」,所以组党之事就此作罢。(《太虚大师年谱》页528-529)时至今日,教界对政府制定与自己有关的宗教法案,仍没有议事能力,遑论分析利弊,甚至透过民主议政、法治,求得一平等对待空间!

(2)寺僧经济建设

抗战胜利后的政治是个「乱」字,因而虚大师主张「青年知识僧组党」。经济则是个「贫」字,大师担忧「寺僧不能联合开发其经济的源流,则所兴办事业将无力负荷久远」。当时寺院经济困难的情况,可从法师在狼山「无法生存」,民国三十五年(1946)下山到上海从事商业化经忏看出:寺方首先从买下一家殡仪馆经忏权,花式经忏一概回绝;尔后扩展到殡仪馆佛事新增三家,及寺内、斋主府上;最后是凡有佛事来者不拒,并委屈到佛事中常应斋主点唱戏曲(法师民国三十六年离开后)。「业务」之多,接到法师「日以继夜,夜以继日」,连「打瞌睡」还在赶经忏,179可是法师却说:「作佛事的收入与生活所需及寺庙维持,无法平衡。」180

因此民国三十五年(1946)虚大师为因应中国经济之危机,主张「寺僧经济建设」以事生产。由佛教会统筹,佛教各分会、支会、各大寺制定局部计划,依寺院在山乡、城市之不同,从事农、工、商、文化等经营,甚至办理佛教银行,为全国僧寺经济之金融枢机,还有应民众需求办经忏服务。此经忏佛事则由佛教会统一订定法规181。这一全面性的分工、整合的佛教经济计划,若不遭国难,当可负荷佛教兴办教育、服务、慈善等事业,荣景可期。

以上所提出的事业经营,经忏佛事大师不仅多次提及,曾于民国十六年(1927)付诸行动,于上海设立了「改良经忏」(除去迷妄,扩大内容)的组织「法苑」,推动社会「佛化教育」,改良宗教习俗,并用以稳定新僧运动的经费基础,不过失败了。182当时大师把「改良经忏」组织的「法苑」设在上海,是因为「适应上海商市的情况」183,可见这是何等的商机!大师此一眼光比抗日战净期间上海的南通商人,发起筹建狼山的法聚庵(法师出家的寺院)下院的经忏道场大圣寺,184早了十年以上。想来静安寺寺产纠纷在抗战末期而至胜利之后的数年里,闹得厉害,185与寺产及位于市中心得地利之便的经忏「经济」或有关。

虚大师为了让寺僧了解、熟悉寺院经营管理,及佛教会行政,是年委请焦山主办「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并倡导僧众工读:

同年(民国三十五年),太虚大师飞锡焦山,集九省三市俊彦比丘二百余人于一堂,实施行政工作训练。鉴于时势之推移,僧众极须自力更生,特创办「工读社」,购置织布机等设备,倡导僧众工读。186

此一工读的作风最早见于虚大师同学,焦山定慧寺住持智光长老,智老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寇焚毁定慧寺之后,返乡创设的「福田工读社」187。但这「佛教工厂」的想法,最早可见于虚大师民国四年(1915)的《整理僧伽制度论》。188

所以虚大师因应抗战胜利后,国家社会的「乱」、「贫」,政治主张「青年知识僧组党」;经济提出「寺僧经济建设」,二者并未实际落实。于佛教会会务推动,则举办了「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这些主张或会务的推动可说相当地先进,切要于现实。这正是「人生佛教」,所谓透过具体的「(世界)教育」、「(社会)经济」、「(国际)政治」方式,来实践(全)人类的真自由的作略之一。189

而法师民国三十五年(1946)思维解决「动乱」的根源「人心」,而立志于「佛教教育」,以培养「佛教人才」,「普遍地弘扬佛法」之心愿,雷同于虚大师同年四月底从后方回到南京,隔日于毘卢寺招待记者,所报告「整理佛教计划」中六个项目的几项「着手计划僧尼普受教育」、「佛教徒应全力宣扬教义,化导人心,改进社会,促进和平」190。因而笔者推测法师当时或已透过文字,不自觉地受到虚大师精神的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