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设人间净土」的方法经忏道场启发

(一)法师立志教育挽救人心

圣严法师在狼山香火道场虽有了难以自抑「尽我自己所能,读懂、读通佛经用来告诉他人」的愿望。但出家后的隔年(民国三十五年)就去了狼山法聚庵在都会城市的上海分院大圣寺赶经忏:

每天日以继夜地除了为施主家里增福延寿及超荐亡灵而诵经、拜忏、放焰口,再也没有时间让我念书。156

在日以继夜的应付经忏中,法师弘扬佛法的心愿是否就此消弭?或者因此对经忏产生去之而后快的排斥态度?

既然赶了经忏,我也用心学习,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精力,天天跟着「师父们」赶进赶出,往往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157

法师没有逃避,甚至经忏赶到打瞌睡、出洋相,还在赶。158

但是就当经忏僧而言,可在其《归程》见其自白与哭诉。159这段期间正是十五至十六岁青少年发育期,由于出生就病弱,幼年营养不良,加上发育时经忏赶的日夜不休,促使瘦、病、弱是其身体的标志。且「寺里再也没有时间让法师读书,也没有经济能力请老师来教读」。换句话说,法师再度失学。法师在家的时候,九岁入学,十三岁失学,十四岁入学后,学期终了又失学,因而是年到狼山出家,才得以读书。此近一年的学习,又中断。160

战乱、家贫的外缘,使法师失学、出家。出家后的经忏,改变、中断了法师的学习生活。这些促使法师有了进一步的反省:

作佛事的收入与生活所需及寺庙维持,无法平衡。这使我想到,国家和社会的动乱,跟人民生活的安定,有着绝对强烈的互动关系。(《学思历程》页18)

法师了解其走入经忏生活、学习中断,是因为抗战胜利后,国家、社会更乱,人民生活更不安所致。法师因而反省这些之间「强烈的互动关系」源头:

国家社会是由人民组成的,人心浮动,社会则混乱,社会混乱,国家便不安。(《学思历程》页19)

法师体认到外在大环境的问题出在「人心」,因而思维解决此「动乱」的根源:

要想国泰民安,一定要从挽救人心做起,挽救人心,则需从教育入手。

所谓「人心」的挽救,法师认为当从「教育」。那么怎样的教育内容,与法师所谓的挽救人心有关?

所谓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一般课程,应重视于佛教的信仰,那就是用因果的观念来安慰人心又鼓舞人心,也就是所谓:「欲知过去事,现在受者是;欲知未来事,现在做者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安分守己,尽其在我,努力不懈。既不逃避现实,也不推诿责任,面对着一切的问题,用慈悲、用智慧,来纠正它、改善它。(学思历程)页18)

法师以佛教「因果」观念的建立,可以「安慰、鼓舞」人心。然而知道的人太少了:

由于佛教没有人才去普遍地弘扬,所以知道的人很少,而误解的人很多,不知道用佛教救世、救人的人更多。161

之所以少人知道,都是佛教没有人才去推广所造成。如此,法师由寺院经济难以平衡,是由于国家、社会动乱所致。动乱是因人民生活不安定,生活不安定肇因于「人心」浮动。法师故而提出若有「因果」观念,则「人心」安定,自然能「安分守己,尽其在我,努力不懈」。可是佛教却没有「人才」推广教法,所以法师立志要从「教育」入手,来作育弘化人才。

经忏生活的锤炼,让法师先前弘扬佛法的心愿与国家、社会有了连结的反省,因而坦然地接受赶经忏的苦楚,从不曾向俗家提起。162经忏生活促使法师积极地面对佛教的责任,故为造就更多的弘化人才,以济世、救人,而立志于教育。可见这时法师已能体会、实践佛法,且将众生慧命承担,并从整体佛教着眼,而提出作育弘化人才,以挽救人心。这一信念致使法师今日推动佛教「全面教育」,以落实昔日济世的心愿。

(二)近代经忏反省

1.佛教质变子孙、经忏

由于法师以教育为志的方向确定,因此再三地要求其师公上人,让他出去读书。隔年后(民国三十六年),法师进入了佛学院就读,结束了「小庙」的经忏生活。163

所谓「小庙」,印老是这么的写着:

近代的「小庙」,在数量上,丛林是不及十分(或百分)之一。「小庙」是家庭一般的子孙继承,子孙当然有权处分。我以为,子孙制的出现,是受了儒家家庭本位文化的影响。徒弟继承师父,也许俗人以为是很合理的,习以为常,而其实是违反佛法的。子孙制与经忏法事的泛滥,为中国佛教没落变质的主要原因!164

这种受儒家影响的寺产子孙制,加上经忏的寺院生活,印老认为正是佛教变质的主因之一。如何变质呢?

佛教中,不但应赴经忏,着重度亡;而且将中国的一些迷信习俗,都引到佛门中来,这完全受了中国「人死为鬼」的恶影响。(印老《佛在人间》页20)

把中国以死为重的习俗,引入佛教,甚至连编佛学辞典的丁福保,都以为信佛先要信鬼。(《佛在人间》页20)

然而到了法师赶经忏的时候,佛教又已经更低于信鬼的层次了。斋主要求作佛事的经忏僧,唱着嘲讽僧人的「小尼姑下山」戏曲后,再把正式的焰口佛事,「像房子失了火」的速度赶完。165这已没有了「信」,那来的「仰」与「敬」的宗教精神呢!这样迷信、扭曲的佛教,再经过列强的殖民洗礼,166当然就被看成对人生无用的「人间的累赘」,僧侣则是「社会的寄生虫」。这对已遭到人祸、天灾的一般民众,当时佛教不仅无力济世,甚至连自己有了教难也已失去自觉、自救的能力。167

2.「人乘行」教理系列

经忏佛教虽是质变的佛教,但就近代佛教兴革的立场而言,可说是孕育了以「人」为本的佛教入世理论,千年奇葩的正法「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因此华开,「建设人间净土」因而酝酿。但有志弱凡夫的有识份子,无法应用佛法的「因果」、「智慧」、「慈悲」,面对、思考、解决问题,只能从二元对立的模式接受或反对中做选择,因而以质变的「经忏佛教」为由,选择「弃佛归儒」。杨惠南〈「人间佛教」的经典诠释〉一文论证近代大儒梁漱溟,从「万牛莫挽」地虔诚信仰佛教,尔后改宗儒家,批判佛教。究其原因,是因为民国以来中国佛教的现况,是「丧葬等场合诵经作法事,而获得报酬」,「他们的『剃发』很少是因为信仰,为的只是贫穷」。168

圣严法师青少年出家因缘,正是杨氏引证的家贫,甚且还为道场的经济,卖命地赶着经忏。但法师却因经忏因缘,促使他反省国家、人民生活、人心安定互为因果的关系,而立定要以佛教「因果」、「智慧」、「慈悲」等教法,来挽救人心的志向。由于这些教法需有人才去推广,法师于是兴起了进一步求学,以济世的愿望。此相较梁漱溟的《唯识述义》序文,说:「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梁氏把佛教视为亡国之教,去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与认知,与法师实是天壤之别。

和梁氏同期面对教难、国难的虚大师,为革新、对治「鬼」、「死」为重的质变、扭曲之中国经忏佛教。正本清源地提出「人」为本,「生」为重的「人生佛教」,以「人乘行」的菩萨道,达成「人成即佛成」的佛教根本真义。印老续此「人乘行」的「人生佛教」,为全面对治中国、印度等,乃至防预未来佛教可能的偏离,再提出「人间佛教」。日后圣严法师为使「人乘行」在「人间」能具体地全面落实,故标举、推动「建设人间净土」。这一切无不源于对经忏佛教深度地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