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亦新：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听鸡蛋实现开悟是一种法门，扫地僧达到成就也是一种法门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达到那个目的的途径而已。佛教应该去适应更多的人群。比如说你喜欢跳舞，那么我就要告诉你，如何要在跳舞的时候证得空性。这样行吗？

●雪漠：可以。比如，他喜欢做饭，我们就告诉他如何通过做饭来达到那种境界；比如说你喜欢打篮球，那么我就要告诉你，打篮球打到那种人球合一、无球无我的时候，就可能在一种忘我的境界中，认知到自己的心性。当他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要让他通过走路认知自性。我们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让不同的人认知自性。在这个时代，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坐枯禅了，死水一潭是没用的。早期上座部佛教就是这样的，那时的觉悟过程是非常鲜活的。宗教一旦被制度化之后，反倒远离了真理。

◎陈亦新：有人认为政教合一有利于宗教，其实那恰恰是一种灾难。当你想用某个教派的教法来统一佛教时，佛教那种百花齐放的景象就不会出现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会成为灾难。现在，当全球化浪潮淹没中国文化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已经不重视过年了，反倒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中国的七夕很多人都不知道，过七夕的时候人都没有反应，但是过情人节时满街都是玫瑰花。所以说，文化要保持一种多样性。就说宗教也罢，我们的民族文化也罢，我们不能让它淹没。我说得对吗？

●雪漠：对的。因为随着它灭亡的，可能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基因。有时候，一个物种不一定在生物界占有多大的份额，但它却可能承载一种优秀基因。当这种优秀基因跟另一种文化杂交时，就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物种。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抢救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化。

至于你前边说的因材施教，这是佛教的传统。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是这样因材施教的。教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一旦不对机的话，这个法就不起一点作用。曾经有个出身于洗衣坊的人修数息观，另一个开舂米坊的人修不净观。结果佛陀发现，他们虽然修了许久，却没有大的作用。于是，佛陀就作了调整，教熟悉舂米的人去修数息观，因为他对咚咚的那类有节奏感的声音很敏感；随后，佛陀又让熟悉洗衣的弟子去修不净观，因为他经常洗衣服，对净垢会很敏感。调整后，两个人很快就成就了。

佛陀住世的时候，许多人都证得了阿罗汉果。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前，因为他吃了一个铁匠供的食物中毒了。有一个年老的婆罗门听说佛要涅槃了，就跑来皈依佛，阿难不让他进。释迦牟尼佛说：你让他进来吧，那是我最后的一个弟子。进来以后，释迦牟尼佛就给他开示心性，当下他就证得了阿罗汉果，然后他在佛前涅槃了。可见那时候，有很多顿悟顿证的上根之人。

那么，这种当下的明白和顿悟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越来越稀少呢？从制度化宗教兴起之后。宗教制度化之后，一些教派的领袖可能会要求传承弟子们按他证道的那种方式去修行，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步骤和规矩。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宗教礼仪。许多时候，宗教礼仪是非常必要的，它也能承载一种宗教精神。它为后来的许多人提供了一个成就的路线图。

但有时候，也会出现一种情况，要是遇不到真正成就的善知识，跟那些宗教礼仪对机者可能会成就，不对机者就很难成就。一些众生，正好适合某种形式的时候，他就容易成就；而对于不适合的那些人，就修不下去。到了后来，修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晨星，原因除了精进等因素外，也可能是那种制度化的东西没有与时俱进，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跟许多人的根器不一定对机。要知道，教法要是远离了真理，变成了一种教条化存在的时候，是生不起大用的。

对于俱足了资粮的对机者来说，真理其实是非常简单、非常干净、非常质朴的。老祖宗常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

佛教越到后来，教义与仪轨越加繁琐。释迦牟尼佛住世时那非常质朴的原始宗教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著述者。除了宗教官员之处，宗教中有话语权有两类人：一类是成就者，但成就者往往远离文字，远离名相，他不一定著书立说。许多成就者虽然有当下话语权，但不一定有历史话语权，要是他留不下文字的话。在他住世时，名声虽天摇地动，但随着他肉体的消失，他的话语权也就消失了。而另一类人就是学者和佛学家。他们可以大量地著书立说，虽然他们的肉体会消失，但文字却留了下来。他们拥有了历史话语权。后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就占领了佛教文化市场，并慢慢地把那部分没有历史话语权的成就者挤出了历史视野这当然不是有意为之。这时，佛教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因为理论的越来越高深莫测，老百姓也越来越不懂了，只是觉得莫名其妙。要是有些人学了一辈子佛还是契不进去，他们就有可能产生退转心。佛教就是这样在印度衰微的。

历史上像冈波巴大师那样既是成就者又是佛学家的人并不多。你想，密勒日巴连肚子都吃不饱，吃的是草，哪来的笔？哪来的纸？他只能用唱歌的形式。他已经很了不起了，留下了那些道歌。但大部分成就者没有留下道歌，也不著书。因为他们远离了宗教名相。那时候，一些真正有修有证的人，都远离了喧嚣，独自享受涅槃之乐去了。当成就者远离人群之后，人们的追求与真理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空隙，那些摆弄口舌之能但不一定能证悟实相的浅薄之徒就会出现，并占领市场。

当然，我不是说文字一无是处。我的意思是，虽然文字也能承载非常优秀的东西，能繁荣佛教文化，但要是佛教文字只追求繁琐和深奥的话，就会远离大众，最后流于一种世间法的学问。

印度教之所以在印度取代了佛教，原因就是它非常鲜活，能与时俱进，老百姓需要什么，它就给什么。而佛教到了后来，只能到那烂陀寺那样的地方去找了，别的地方已经没有佛教了。那烂陀寺里的知识分子，除了参与一些著述和辩论外，已经影响不了大众。老百姓也不知所云，只好远离了。后来，外道大军一旦毁了那烂陀寺，佛教就在印度消失了。

当佛教界注重著述而轻视实修时，真正的证悟者就会越来越少。要知道，单纯地逞口舌之能，是没有办法开悟的。他自己要是没有尝到那个味道，就无法传承真正的智慧。于是，制度化宗教就渐渐成了一种主流方式，变成远离宗教精神的某种形式。它也可以以所谓的文化、社会科学等形式占据市场，出版一些学术著作，但成就者却越来越少。

就这样，制度化宗教一天天远离了非常质朴的、干净的、直指人心的真理。它慢慢地教条化、组织化、繁琐化，一步一步远离了人类。当我们遇不到真正的善知识时，要是钻进教条化、组织化、繁琐化中时，是很难出来的。在这种状况下，不识字的慧能反倒能创立出他的禅宗，而没有多少学问的密勒日巴反倒能唱出伟大的道歌。

现在的问题就是，像密勒日巴这样伟大的人，其实也缺少真正的知音。你要想欣赏成就者的层次、明白他们的心灵、理解他们的精神，你至少也得有一定的智慧和境界。只有你在修证上和理论上实现一种超越时，才能实现一种反思，发现过去文化的缺陷、局限和不足。

香巴噶举从琼波浪觉起，就秉承了原始佛教的简单和质朴，所以它诞生了大量的成就者。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修行人重点去著述，他就有可能变成学者，而没有时间实修成就；如果不去著述，他的肉体消失之后，精神的东西就很难有承载体。

成就和著述就是佛教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当你的一个翅膀没有力量的时候，可能会飞起来，但是飞不高，飞不远。

现在的市场上，流行了很多没有实证经验者写的书。他们谁都可以写个一塌糊涂，结果你会发现，大多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很难有创新。许多书仅仅是用另一种语言把以前的经典改写了一遍，其中大部分都是掺了水的东西，精髓的东西真的太少了。

--选自《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