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渊源和背景

慧南禅学思想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它既是自六祖以来禅宗发展变化的合理延伸,更是慧南所处时代政治思想的文化大环境促成的结果。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便沿着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既相互冲突、相互竞争、又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路线而发展,且佛教与儒、佛、道三家融汇后的产物,只是早期禅宗这种融汇不够明显罢了。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之后,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国家利益、君主权威,至高无上,压倒一切,这是宋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观念前提和思想基础。赵宋王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儒家依然是治世的正统思想,与此同时,佛、道二教被视为“有裨政治”而得到保护,与儒家思想共同生存于社会。正是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使三教融合成为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当然,由于儒、佛、道三家不同的本位立场,三教融汇的具体方式和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儒家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始终不失其支撑朝政的正统地位(太祖之时崇尚法治,儒学正统不甚巩固。随着科举的推进,这种正统地位便很快确立),所以儒家往往凌驾于诸子百家之上,对佛、道二家,表面上采取一种不甚热情的态度——真宗对二家的倡导算是最得力者,也不过认为“释道二门,有补世教”,“二门”依然处于世教的“补充”地位,多数情况下,儒家对佛道采取排斥的态度。其中如孙复著《儒辱》、石介作《怪说》、李靓作《潜书》、欧阳修著《本论》都是代表。南宋理学家,表面上无不诋毁佛教。然而,不管儒家对佛、道二氏的表面态度如何,其融摄二氏思想的实质却是明显的,太宗时的邢昺是儒家大家,他曾说:“人若不学正经善道,而治乎异端之书,斯则为害之深也。“然而,他所著的《五经正义》不仅接受了汉代经学家玄学化的成果,而且在思想方式、心性学说等方面进一步靠拢佛道,又如张载曾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表示要“尽弃异学”,而张载的思想却依然是兼融三家的,所以冯兰先生评论他是欲使人“于人伦日用之中修成儒家的佛。”其他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无论学风和思想体系,莫不如此。

在这样一种思想潮流之下,佛教当然不可能如汉魏时候那样与儒、道公然对立,展开争辩,它也不能对中央集权下的国家至上、君主至尊无动于衷,所以靠拢正统儒家思想,竭力发挥其道德人伦教化的作用,便是佛教惟一可取的生存、发展模式。正因为如此,宋初,永明延寿(904-975)引儒家伦理道德入佛教规范,并著《万善同归集》等,开宋代禅学靠拢儒学之先河,稍后,天台宗山外派僧人智圆(976-1022)自号“中庸子”,后中庸学说入手、融通二家,倡“以儒修身, 以释治心”,与慧南同时代的云门僧人契嵩(1007-1072),更是致力于三教融合学说,主张“儒者,圣人之治民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他的《辅教编》得到仁宗的赞许,准入大藏,广为流传,他本人也因此而受对为“明教大师。”

慧南的思想,很明显是宋代禅宗思想发展总趋势下的一个代表。他对佛法的精勤执着,表明他对现实社会是取诚恳、信任与协调态度的。他那以佛为体、以道为质、以儒为用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自晋宋以来庄学化倾向的合理延伸,更是佛教臣服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他的二风并扇、二日同明思想,与智圆的修身、治心说,契嵩的治世、治出世观点,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不同学说,其本质意义是相同的。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慧南的禅学最终所要追求的成佛境界,是亦庄亦儒亦佛,非庄非儒非佛,圆融无碍,通达自由的。这即是他所说的于天、天人、于我都“无纤毫所欺”,“通天下之情”,“尽天下之妙”的境界。它给于禅者的最高人生旨趣,是无可无不可,纵横驰骋,任运随缘,放旷消遥,既不执着,也不逃避的自在人生,不管这种境界在现实人生可能存在多大的矛盾,它始终是慧南禅学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教化学人的理想模型,正因为如此,他不大厌其烦地反复强调:

道无疑滞,法本随缘,事岂强为,盖不尔而尔。

禅者非内非外,非有非无,非实非虚。

五六七八九,面南看北斗,此中若得玄,纵横任哮吼。

同安无折合,随汝颠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

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归洞本无心,竹屋茅堂谁是主,月明中夜老猿声。

数声清罄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

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出慧南禅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