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前裕后的东山法门——达摩禅与如来禅

东山法门是如来禅在中土传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上承达摩禅法，在禅修实践中又与达摩禅有明显不同，“一行三昧”作为东山法门的禅法核心，将如来禅最上乘的禅法诠释的淋漓尽致，对中国禅宗的最终创立乃至南北禅法的分化影响巨大。换言之，东山法门即是如来禅在中土的发展高潮，也是如来禅向禅宗过渡的转型期。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就形成了多举并进，相互竞争的发展趋势。达摩祖师当初孤身一人来华传南天竺一乘宗禅法，乃至后来形成的如来禅法也只是众多禅系中的一支。

在达摩祖师渡江北上传禅之际，北方佛教已经很兴盛，禅师辈出，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学派和禅法传授系统。影响最大的有菩提流支三藏禅系、僧稠禅师禅系和僧实禅师禅系，他们在帝王的支持下传禅布道，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影响力。在这种困局下，达摩祖师究竟如何将独具特色的如来禅法发扬光大的呢?这些都与达摩祖师禅法的简便易行，社会民众的内心需求有密切关系，再加上慧可禅师、僧璨禅师、道信禅师、弘忍禅师等及其弟子的不懈努力，终于一枝独秀，盛开千年。

菩提流支三藏是北印度人，于魏永平初年(508-512)至洛阳，开始佛经的翻译，受到了帝室的礼遇。后敕住永宁寺，组成了以勒那摩提、佛陀扇等译师为首共计七百余人参加的译经团队，在北方影响非常大。菩提流支三藏在华三十余年，共译出佛经十三部，一百零一卷。对达摩祖师系有影响的是他重译的十卷本《入楞伽经》、以及与勒那摩提共译的《十地经论》等。十卷本《入楞伽经》与求那跋陀罗尊者所译四卷本《楞伽经》在对“如来藏”的解释方面存在异见，而达摩祖师一系又选择了四卷本《楞伽经》为传法印心的信证。以光统律师(即慧光)为首依《十地经论》而形成的地论学派(相州南道)，以佛性始有与达摩系展开争论，菩提流支一系的南州北道也以佛性本有与达摩一系佛性本自具足产生异见。这些分歧后来却为五祖弘忍禅师所兼容并蓄，并据此提出“守本真心论”，充分体现了达摩系禅法博采众长，融合其它教派思想的适应性，这也是如来禅能够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

除了以上两派，达摩祖师在北方的传法还受到了佛陀、僧稠系等一些禅僧的排斥。佛陀，亦称跋陀，天竺人。在达摩祖师到少林寺面壁静观之前，就已经在少林寺传播禅法了。道安著《续高僧传·佛陀传》中说他“学务静摄，志在观方。性爱幽栖，林谷是托”。来华后先止魏都恒安(今山西大同市)，深受孝文帝器重，专门为其“别设禅林，凿石为龛，结徒定念，国家资供，倍加余部，而征应潜著，皆异之非常人也”。佛陀不仅受到帝王礼遇，更受到王公贵族拥护。恒安城内殷康之家，捐“资财百万”，为佛陀建造禅院，供其修禅。后孝文帝迁都洛阳，佛陀亦随前往。太和二十年(496)，文帝颁旨于少室山为佛陀修造禅寺，此即少林寺之由来。寺院建成后，佛陀入住时宣称：“此少林精舍别有灵祗卫护，一立已后，终无事乏。”褒扬少林寺具有与众不同的神圣庄严。由是“四海息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可谓“造者弥山，而僧廪丰溢”。少林寺在帝王大力支持，信众护持下，得到长足发展，成为北方著名的禅林。

佛教史料中尽管有达摩少林面壁传法之说，但是并没有达摩入住少林寺的明确记载，所有的史料仅止于“少林面壁，静待有缘”云云……。在少林寺第一代住持佛陀的众多弟子当中，最著名的是光统律师(慧光)和僧稠禅师。光统后来转承勒那摩提之学，成为地论派相州南道的领袖，他与僧稠禅师都是与达摩祖师相对抗的禅僧代表。

《续高僧传·僧稠传》记载：僧稠禅师(480-560)，早年勤学世典，各通经史，后依寔法出家，随道房禅师受行止观，“究略世间，全无乐者”，乃“志力清苦，栖心寂然”，三辞魏孝明帝之召，唯“乞在山行道”，以苦行禅修为业。常行《涅槃·圣行》四念处法，乃至眠梦觉见都无欲想，又于赵州漳洪山道明禅师处从受“十六特胜法”，“钻仰积序，节食鞭心”。自觉有得，“便诣少林寺呈己所证”，佛陀誉之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并“更授深要”。后应北齐文宣帝之请，僧稠禅师“赴邺教化群生”，宣帝“躬举大驾，出郊迎之，扶接入内，为论正理”。“因说三界本空，四念处法”。宣帝依之禀受禅道。自北魏孝明帝、孝武帝、北齐文宣帝都尊重供养僧稠禅师三十余年。僧倜禅师圆寂后的第二年，弟子奏请起塔，诏建千僧斋，赠物千段，标树芳迹，示诸后代，敕右仆射魏收为制碑文。道宣法师作续高僧传时叹其“通古无伦，佛化东流，此焉盛矣!”

另一位与僧稠禅师齐名的是僧实禅师(476-563)，少怀出家之志，至二十六岁时皈依“擅名魏代”的道原法师落发出家，魏孝文帝太和末(477-499)随师至洛阳，遇勒那摩提三藏，授以禅法。其“性少人事，退迹为功”，“虽三学通览，偏以九次雕心”。僧实禅师常以神通示众，因此名振南北，不但受到孝文帝礼敬，还受到北周帝王尊宠，被礼请为“国之三藏”。道宣法师在著高僧传时，对僧稠、僧实给予了高度评价，谓“高齐河北，独盛僧稠;周化关中，尊登僧实，使中原定苑，剖开纲领，惟此二贤”。

这一时期达摩祖师一系的禅法，由于受到北方禅僧的排斥，加上没有得到帝王的拥戴，几近湮没无闻。对于他们的禅法，道宣在《习禅篇论》中作了比较性说明，指出：

观彼二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

道宣法师认为，达摩祖师的禅法崇尚般若性空不著言相，泯灭妄执，破除形式，理旨玄妙难没，不像僧稠禅师提倡观“四念处法”，强调心注一境，不起杂染，尽管倾向于小乘禅法，但要求明确，情事显然，易于掌握。达摩祖师的安心禅法，表面上看似乎简便易行，实则对习禅者的根基有较高要求，在以信为入的前提下，还要对佛法有很高的悟性，如此才能通过对内境的省察而契入真如佛性。这种于行住坐卧中无贪无著，苦乐随缘的禅悟，需要“上根利器”的人才能领受。这让多数人因为“玄旨幽赜”，“理性难通”望而却步，因此才使得僧稠、僧实一系禅法比达摩禅盛行。而且僧稠、僧实的禅法加以显异神通，从而受到朝廷追捧，特别是僧稠的弟子法上禅师担任魏国大僧统，他们的禅法被冠以“官禅”的金环。道恒禅师及其数以千计的门徒公开贬低慧可禅师的禅法为“魔语”，甚至会同官府，对慧可禅师及其门人等横加迫害。以至于慧可、僧璨不得不佯狂隐遁山中。这说明势单力孤的达摩系与实力强大的北方地方系禅师根本没有办法分庭抗争，只能选择隐避。

后来道信禅师和弘忍禅师开“东山法门”，在保留达摩祖师禅法特色的同时，兼摄诸经教，融合诸家禅法的方便行法，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道信禅师活动于隋唐时期，隋初朝廷大兴佛教，对禅学特别重视。隋灭唐兴，佛教的传播发展得到延续。当时自南北朝以来动荡不安的社会造成了大量流民无家可归，很多人选择出家修禅，扩大了禅僧规模。这些禅修者不傍官禅，不依教门，不事朝廷，自成一家。他们为了生存，择地避居，耕种劳作，自给自足，成为禅学向禅宗过渡的钦式。就在这一时期，道信禅师赍持达摩祖师禅法南下栖止于黄梅西北的双峰山安居，弘传达摩祖师禅法，创立自家门风，终于使达摩祖师禅法走出了生死攸关地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