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之前，禅宗东土“祖师”里在禅法方面影响较大的是菩提达摩开创的方法，即所谓“二入四行”。“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说的是依靠智慧或真理而入佛道，按禅宗的说法是所谓“藉教悟宗”，也就是借助佛教的经典文字等逐渐悟入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寂然无为的禅的境界。“行入”说的是依靠正确的修行或处世态度而入佛道，具体来讲又有四种，就是所谓“四行”，即：抱怨行(正确对待先前行为所得业果，无怨憎)、随缘行(得失随缘)、无所求行(不贪婪地求取)、称法行(认识诸法无我等事物的真理)。这种“二入四行”的方法在本质上说和印度禅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能找到对应之处，如“理入”接近于印度宗教中的“观慧”，“四行”在本质上是对自己行为的抑制或控制，与上述“禁制”、“劝制”、“制感”类似。

中国禅思想的发展后来逐步走上了重视“心性”理论、“佛性”理论的道路。“见性”了就“悟”了，也就成佛了。禅宗的核心思想成了如何“见性”的问题。见性的问题成了修禅者的首要问题。把禅思想和心性或佛性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禅思想的一个特色。印度佛教中很早就讲“心性本净”或“自性清净心”。这与佛性观念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却也有很大关联。“心性”或“自性”的观念是“佛性”观念形成的一个基础。因为在佛教理论中，人能否成佛与心的本性(心性)有关，与人自身的本质(自性)有关。佛性问题直接涉及人的本性问题，而所谓“心性”在实质上又是人的一种本性。在佛教看来，成佛与净或清净是一致的，人的心或自性不净则不能成佛。因而“心性”或“自性”的观念与佛性观念就联系在了一起。在印度，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小乘和大乘一般的流派中都存在，不过并没有与禅思想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但在中国，禅宗则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能否和如何见到人的自性清净心或佛性之上。

心性问题或佛性问题在禅宗兴起之前在中国佛学界就曾热烈讨论过，如慧远、道生及一些地论师和摄论师等都曾积极参与。禅宗产生后吸收、借鉴和发展了印中佛教在这方面的思想。禅宗认为，人们的心性本来就是清净的，但一般的人或凡夫由于执著于不实在的事物，被迷妄所遮覆，因而处于无明状态。只有用“般若慧”来认识自己的清净本性，才能觉悟。禅宗要求“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其理论基础或前提就是“心性本净”。

禅宗里与心性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觉悟不假外求”。禅宗认为众生自己身上都有佛性，众生都可能成佛。这种思想在《大般涅盘经》、《大乘起信论》等许多佛教经论中都提到过，禅宗也将其作为基本观念。既然佛性在自己身上，那么要禅定或“悟”的对象就不应向外，而应向内。也就是说，要获得觉悟不是要到身外去求取，而是要在自身中下功夫，发现自身中本有的佛性。在禅宗看来，所谓解脱，就是认识本心( ;“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把禅定的重点放在自身内部，这也是禅宗的一个特色或倾向。

在禅宗里，无论是南宗还是北宗，都承认“自性清净”的观念，都注重向内体悟或发现自己的本性或佛性。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或完成这一过程的问题上，二者的见解或作法有差别。这种差别通常被概括为“南顿北渐”。所谓“南顿”指南宗“顿悟成佛”的方法。南宗认为，一旦认识了自己的本性(清净本性或本有的佛性)，就可在一刹那的时间内觉悟。《坛经·般若品》中说：“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坛经·般若品》中还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这就是说，人获得觉悟，不过在一念之间，在前念和后念的一刹那。所谓“北渐”指北宗主张“渐悟成佛”的方法。在北宗看来，体悟佛教的真理或认识自己的本性，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应该“凝心入定，住心看净”，因而觉悟是一渐进的过程。

禅宗强调佛教的修行活动不能脱离世间，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用禅宗自己的话概括就是“佛法在世间”。《坛经·般若品》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印度禅思想在最初主要是要求人们保持内心的平静，控制人的感觉器官的活动，不受外界干扰，达到观慧和精神凝定的状态。这和小乘佛教的一些要求是一致的，小乘佛教追求摆脱生死轮回后所达到的一种涅盘境界，这种境界与世俗世界(世间)完全不同。世俗世界存在着情感、欲望等，而涅盘境界则摆脱了人的情感、欲望等。涅盘境界与世俗世界是决然分离的。

印度的大乘佛教否定小乘佛教的这种追求脱离世间的涅盘观念。认为“涅盘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盘，亦无少分别”【《中论》卷四，《大正藏》卷三十，36a。】。认为“诸法实相即是涅盘”【《中论》卷三，《大正藏》卷三十，25a。】。这些思想对禅宗有很大影响。禅宗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更为强调它。

中国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文化通常要求人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体验真理，通常不要求人们脱离社会【当然，也有不同的，如道家或道教中的一些思想。】。禅宗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吸收印度大乘佛教的有关思想。禅宗，特别是南宗系统，并不追求那种与世俗世界完全不同或毫无关联的涅盘境界或清净世界，而是认为不能离开世俗社会去追求涅盘境界。禅宗的“不离世间觉”就是强调修行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要在现实世界中去追求对自身心中佛性的认知。尽管禅宗的这方面学说是在吸收了一些印度佛教经论的思想之后提出的，但它把作禅与参与社会生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是有所创新的。

禅宗以接引学人、禅理教说的方法奇特而著称。在接引学人时采取“棒喝”等手法，单刀直入，机锋峻烈。这种方法在印度禅中没有见到，但若追其思想来源，应该说与印度思想也有关联。它是把一些佛教经论的要求推向极至的表现，或说是禅宗为实践这类思想所提出的具体手法。印度佛教的许多经论要求人们不要执著于一些固定的概念，包括佛教学说中常常使用的名相概念，因为这些名相概念只是认识佛教真理过程中所借助的东西，而不是佛教真理本身，佛教真理本身需要人们去体悟。

《金刚经》中说：“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八，751b、751c。】在这里，如来所说或所言，都只是手段，不能执著，要在否定具体的名相概念中来体悟佛教的真理。

《金刚经》中提到的“筏喻”也是要向人们显示，如同乘筏渡水，上岸后筏要抛弃一样，一般的言语，甚至佛的言说都只是手段，只能借助它们来体悟事物的真实本质，达到目的后，这些手段要抛弃，不能总是执著。禅宗的“棒喝”以及后来一些著名的公案等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促使人警醒，中断一般的思维方式，顿悟成佛。客观地说，这些内容还是依照佛教经典中的基本思路，加以发挥，但在手法上有创新，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色。

到后来，禅宗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作为一个佛教宗派，禅宗，特别是后来的禅宗对待佛教创始人、佛教经论，甚至对待本宗祖师的态度十分引人注目。“呵佛骂祖”、“非经毁教”这类说法或态度在印度没有见到，印度的禅思想也没有直接要求修行者这样做，应说是禅宗在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不过，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出禅宗有继承和发展印度佛教思想的一面。

我们知道，印度大乘佛教是十分强调“空”的，强调不能执著于任何东西。而从逻辑上说，如果将这种“空”观推向极端，那么就要否定任何东西的实在性，佛和祖师自然也应包括在内;如果将不能执著于任何东西的要求推向极端，那么就要否定任何东西的权威性，佛教的经典和修行自然也应包括在内。禅宗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在它看来，这才真正符合佛教的根本精神。这种极端化的作法也形成了中国禅思想的一个特色。

禅思想是印中两国佛教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产生于印度，又从印度发展至中国，在融汇印中两国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对印中两国的佛教以至其他宗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它由最初的控制人的感官活动，使人心神安宁的精神修持方式，发展成为一种体悟真理的方式，一种思维方式。“禅”不仅在古代东方为人们所重视，而且在现当代被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们所广泛喜爱。在当代，它在大量佛教寺庙中仍是僧众的基本修持手段，同时也被众多普通人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锻炼方式。因此，当代的“禅”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超越宗教的一面。总的来说，是在朝着积极适应社会前进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