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性是中国佛学有别于印度佛学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特征的形成依然与中华文化的特质分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简易，讲究言简意赅、得意忘言，这对佛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民族又是一个重感性经验、轻理性思辨的民族，先秦以来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以传疏、札记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思想，因此历史上较少出现富有思辨的体大思精的理论著作。

随着佛教经论的大量译介，印度佛学繁琐的论证和精美的理论体系曾一度引起中国僧人的研究兴趣，但很快就衰落了。从历史上看，中国佛教的一些宗派，如三论、天台、唯识、华严都曾继承并发展了印度佛学的理论学说，其中最突出的是法相唯识宗，但它仅流传数十年就衰落了，天台与华严两宗，理论上以对心的解说为主，实践上不同程度地强调顿悟，因而比法相唯识宗略兴盛一些。真正在中国得到最广泛流传的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禅宗和净土宗，这两个宗派都以理论的简要和修行方式的简易为主要特征。

禅宗的简易性虽建立在深刻的理论基础之上，却以简洁明快的方式表现出来。惠能南宗以不立文字为标志。不立文字的主要含义是指以心传心，而不是执著文字。惠能南宗之所以破除对文字的执著，既有佛教理论上的内在根据，也有佛教发展所面临的历史需要。在佛教中，佛法大义一向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但要教化众生，使之了悟佛法，又离不开语言教法，因此佛教才为人们留下了上万卷经书，也才有依义不依语的要求。佛教传人中国后，随着佛教经论的不断译出，中国僧人开始倾心于对佛理的探究。由于为数众多的佛教经典并不形成于一时一处，且因教化对象的不同而有义理出入，再加弘传经论的僧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专精，因而逐渐形成了以弘传某部经论为主的不同学派和义理纷争的局面。惠能没有受过佛学方面的系统训练，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义学之徒，而是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简洁禅风。禅宗的简易性还表现在修行方法上，以自性顿悟来统摄一切传统的修持形式与修持内容，并以中道不二为指导破除对读经、坐禅、出家、戒行等传统佛教修行方法的执著，从而更好地适应了中土社会和民众的需要，促进了佛教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

净土宗的简易性立足于简单的信仰和修行方式。一般认为，净土宗重视信仰而缺乏哲理。实际上，多数提倡净土教的名僧并不全然废理，而是主张真俗兼举，理事并重。不少净土宗大德在运用佛教的中道观或唯识理阐述净土理论问题时驾轻就熟，在对他宗的教理与修持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时候也显示出很高的佛学素养。然而，净土信仰本身并非要建立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目的只有一个为往生西方作合理论证，引导信徒念佛解脱，因此，净土宗素来给人以重信仰而不注重学理的印象。其实，净土念佛法门简易的背后是其当机的一面。从教理上看，净土法门易行之易，最主要是本于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众生依之往生得度之易，而非仅指口称佛名之易。净土修行的原理是以果地觉，作因地心，果德的究竟处就体现在救度众生的方便，持名即是一种适应众生根基的方便，而非以无本万利来吸引信众。净土宗将深奥的佛教义理演化为人人都能完成的宗教实践，从而将缺乏文化教育的普通民众也接纳到佛门中，为佛教争取了最广大的群众基础。简便易行的念佛法门特别适合普通老百姓追求解脱的心理需要，许多人不一定懂得净土宗，却知道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唐武宗灭佛以后，天台、华严、唯识等宗派都一蹶不振，而理论简易、法门简便的禅宗和净土宗却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当然，中国佛教的简易性也是有利有弊，一方面，它有利于破除人们对文字的执著，直契佛陀本怀；另一方面，又有可能轻视经教，忽视理性，陷入迷信盲从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