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派哲学的兴起

南北朝是中国秦汉以后政局分裂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第二个信仰高潮时期。此时译出的佛经越来越多,讲习经论之风也越来越盛。不同经师、论师各立门户,重视师传,形成了涅槃、三论、成实、地论、摄论等诸多不同的学派。各派都着力宣传本派的哲学,并由此而产生了教内外不同观点的争论。

南北朝佛教学派哲学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心问题则是心性论。心性论学说在南北两地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南朝为佛性论。佛性论阐述的是人有没有成佛的内在根据和成佛的可能,是否人人都有佛性,人性是善是恶及如何去恶从善、成就佛果等问题。在北朝心性论的重点为阿赖耶识说。阿赖耶识是梵语的音译,意译为「藏识」,可称为一种更深层的潜意识。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认为,阿赖耶识是宇宙万有的根本,变现万物的根源。阿赖耶识是净是染、是真是妄,成为南北朝佛教争论的重大问题。

南北朝佛教学说重心的转移不是偶然的。晋代以来流行的般若学,宣扬万物皆空,教人不要执着,强调离开执着是佛教的根本出发点。这种学说与中国固有哲学思维并不合拍,中国佛教学者总是赋予「空」以这样那样的实体意义,肯定人死后有永恒的神或灵魂存在。这种看法,在宣传佛性说的《涅槃经》传入之后,更加得到强化。涅槃学认为人人都具有天生的佛的本性,人人都能成佛,所以都应本着这种自觉,精进不懈。中国佛教学者更据此建立成佛的主体性立场。当时的夷夏之争和神灭神不灭之争,也推动了佛教进一步向中国固有哲学思维、观念靠拢。一方面维护神不灭论立场,一方面又超越形神关系的论辨,直说心性问题,从更深的层次,即不只是从形体与精神的关系,而且是从人的内在本质去阐述成佛的主体性,以维护神不灭论,巩固佛教的核心理论基础。这种人人都有佛性,通过修持可以求得死后成佛的学说,也更符合深受战乱痛苦的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这种种情况,决定了佛教学说重心的转移。

南北朝佛教学派围绕心性论而展开的哲学理论以及其它富有哲学意义的思想,重要的有:

(1)关于佛性论和顿悟论的新解。

南朝晋宋之际竺道生根据对《般若经》和《涅槃经》精神实质的领悟,就成佛的根据、方法、目的和境界等问题提出一系列新见解,形成了富有创新性的佛教思想体系。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佛性论和顿悟论。竺道生认为,佛性是众生成就佛果的本性(根据),是人人具有的。当时传入的佛经并没有一阐提〔注释:一阐提,梵语音译,意指断绝一切善根、不信佛法的人。〕成佛之说,他独具慧眼,首先提出一阐提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的观点。他还提出顿悟渐修说,认为成佛是一个以不二的智慧冥契不可分的真理而豁然贯通的顿悟过程。谢灵运的《辩宗论》〔注释:石峻等偏:《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220～224页。〕结合夷夏之别和儒家学说对此说给予补充说明,支持竺道生的观点。

(2)「神」与「佛性」的沟通。

东晋以来,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仍在激化。在中国佛教学者看来,只有主张众生神明相续,才能成为佛,因此,他们都对神灭论思想不遗余力地给以反驳。他们强调神与物不同,它另有来源和去处,成就佛的法身就是成就神的独立存在形式。梁武帝还立「神明成佛」论,强调「神明」即精神或灵魂,既是轮回报应的承担者,又是众生的佛性和成佛的主体,这就把神与佛性沟通起来,为鼓励众生信教成佛提供了论据。

(3)对于阿赖耶识的歧解。

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根本理念阿赖耶识传入我国以后,引起了南北朝一些论师的极大关注,并产生了种种不同的理解。摄论师认为阿赖耶识是妄识,但其中也有一部分净识,强调发展净识,对治妄识,以成就佛果。地论师分为南北两道,南道认为阿赖耶识就是「自性清净心」、「佛性」;北道则认为阿赖耶识是妄识,因此而与摄论师的看法合流。

(4)真心本觉说和真如缘起说的提出。

《大乘起信论》把成佛的基础安顿在众生的共有本性上,并把这种共同本性称为「真心」。真心是离开妄念而有其体的,是原来觉悟的。这种众生普遍具有的真心,也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万物生成的根据。与此相关,该论还宣扬「真如缘起」说,这是以宇宙的心来统一阐明成佛论和宇宙论以及两者相关联的新学说,其影响甚为巨大和深远。

(5)关于二谛义的争论。

二谛指真谛和俗谛。谛,谓真实不虚之理。真、俗二谛是佛教认识论、真理观的根本问题。南朝成实师和三论师都大谈二谛,认为这是对成佛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成实师主张二谛相即,三论师认为真谛离有离无,俗谛即有即无,只有综合两者才是中道。梁昭明太子萧统也曾与道俗二十二家反复议论二谛问题。

(6)佛教冥想实践的发展。

冥想是佛教实践的根本内容,包括坐禅、念佛等多种方法。佛教初传中国,它的冥想法被视为神仙方术的同类。大乘般若学传入中国后,又把佛教冥想从神异的实践提升为般若的观照。著名僧人昙鸾在研究般若思想的基础上,由信仰长生不老的方术转为虔诚的念佛修行,信奉弥陀净土,祈求永生西方极乐世界,体现了中国佛教的重要追求,它对民间乃至上层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7)佛教与儒、道。

儒、道、佛三家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南北朝思想领域的重大问题。儒、佛思想斗争的重点是神灭神不灭之争;此外,儒家指责佛教不忠不孝,紊乱纲纪,祸国殃民,受到佛教的抵制。佛、道两教的斗争也甚为激烈。道士打着夷夏之别的大旗,猛烈攻击佛教,指责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家也大力给以反击。一些佛教学者则强调道家的虚无和佛教的修空一揆,并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的观点,竭力调和三教的矛盾。

从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轨迹来看,南北朝时佛教的学风、方法和思想重心都生了变化。讲经风气代替了清谈。「得意忘言」、「彻悟言外」的思维方法,一度又让位于寻章摘句、注释解读。深研经义,自立门户,创建学派,成为佛教的时尚。佛教学者的兴趣转向探求成佛的主体性,从宇宙的心或个体的心去寻求解脱之道。这就带来了修持方法、理想人格和最高境界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并标志着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由探讨宇宙本体变为探究人类本体、人类本质的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