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群法师

一、从求学到教学

我和大家一样，也是从佛学院出来的。我1980年上学，1984年毕业，是中国佛学院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上学时不过18岁，加上从小出家，思想非常单纯。论文化程度，肯定不如在座的各位。我不过读了一年初中就出家了，如果按现在的招生标准，恐怕连上佛学院的机会都没有。但在当时，宗教政策刚刚落实，年轻的出家人很少，所以不太在意学历程度问题。在那种生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才有了读书的因缘。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在座的许多同学，文化基础都比我当年要高，不少还是大学毕业的。从世俗教育的起点来说，比我更有优势。如果能安心学修几年，必定可以大有作为。这并不是说，我们也要像在家人那样干点事业来证明自己，而是佛教有这个需要，大众有这个需要，社会有这个需要。面对这些需要，每个佛子都应该发愿担当，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使命所在。

佛学院毕业后，我留在中国佛协一段时间，不久就到了莆田广化寺。当时，圆拙老法师成就我们几个在小南山学律，同时在佛学院担任教学。当时的讲课方式，也和多数法师们一样，每天需要备课，通过查字典、看注解和反复思考，把经论阐述的种种理路搞清楚。然后，再把自己理解的道理告诉学生。我觉得在备课过程中，对教理的认识比求学时更为深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教学相长吧。

从我自己来说，开始讲课时说的也是戒定慧，是缘起、轮回、解脱、涅槃，20多年过去，说的仍是这些名相，这些道理，但认识和以往是截然不同的。当时所说的佛法，更像是摆在店里的水果，是批发来的。而现在，更多是长在自家果园里，需要时就可以现摘。

二、弘扬人生佛教的心得

我是1988年到的厦门，不经意间在五老峰已经住了20余年。因为妙老的成就，我从1992年就开始面向高校和社会弘法，举办研修班及系列佛法讲座等，这也是大陆教界开始弘法的起步阶段。当时，民众对佛教的误解还很深，多数都是将之视为迷信，甚至封建糟粕。另一方面，那些有心一窥佛法门径的善信，也多半没有任何教理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选择人生佛教作为起点。一是因为它的教化面比较广，以人生和现实问题为载体，更容易使人接受；二是因为它的起点比较低，不需要太多信仰基础，只要有心接受并付诸实践，多少是可以从中受益的。

人生佛教的弘扬，对我自身的成长也大有裨益。在此之前，我和其他法师一样，只是想着如何把深奥的法义理顺，再尽可能清晰地传达给学生，从未想过以佛法解决人生问题，解决社会大众的现实问题。正是在弘法过程中，使我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多了解，更多关注，更多思考。也正因为这些思考，我才发现佛法还蕴含着以往所忽略的实用价值，不仅能将我们导向解脱，还能为现实人生的所有问题提供智慧引导和解决途径。这就促使我从书本中走出，把学佛重点从经典转向现实。因为我开始认识到，佛法的重点不是在书本，也不是在寺院，那都是禅宗所说的标月指。真正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心，以及心所制造的各种问题，这才是指头指向的月亮，是我们需要找寻的真正目标。

人生佛教的理念由太虚大师率先提出，其后广为流传。从时代背景来说，这一思想的出现具有积极意义。佛教自明清以来，出现了严重的鬼神化、出世化等倾向，使人以为佛教只是为亡者服务的法术，只是遁隐山林者的寄托。所以，非但不会主动接触佛教，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似乎其中沾满了亡者的不祥之气。人生佛教的提出，正是为了把佛教从这些误区中拉回现实，关注此人、此时、此地的问题。

那么，究竟怎样来定义人生佛教？这个问题似乎人人皆知。事实上，很少有人可以完整表达它的内涵。我觉得，现在的人生佛教就像一个箩筐，很多东西都可以往里装，都可以与之拉上关系。随便说几句生活感悟，再从经典找句相应的内容，就可冠以人生佛教之名。果然如此吗？须知，如果没有相当的教理素养，这种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就会逐渐失去佛法应有的内涵，偏离出世解脱的核心。久而久之，使人生佛教等同于人生哲理，等同于人乘佛教，这是对人生佛教的矮化、肤浅化和世俗化，是我们在弘扬人生佛教时尤其要注意的。

太虚大师所提出的人生佛教思想，是以人成即佛成为目标，而不仅仅是要使人获得一些心灵慰藉，解决一些现实困扰。前些年，我在《人生佛教的思考》一文中谈到，人生佛教应该增加菩提心和空性见两大内涵。具有这样的高度，我们才能积极入世而不被世俗所染，才能广泛利他而不被执著所缚，才能以人生佛教为起点，而以解脱和无上菩提为终点。

道宣律师在《行事钞沙弥别行篇》中说到，出家人有三种行为：一是凡罪行，即凡夫的不善行为，比如为名闻利养而不惜破戒等；二是凡福行，属于积集福报的行为，包括布施、建寺、讲经等；三是圣道行，即成为圣贤必须具备的行为，那就是依佛法正见修习止观，成就解脱，这才是修行的根本所在。事实上，人生佛教同样需要具备这些内涵。如果不是以解脱为目标，单纯将佛法作为哲学义理在谈，作为人生指南来用，虽然也能使人获得平静安详，但终究是短暂而不究竟的利益，不是佛陀设教的本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