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 严

佛教在中国，自从宋室南迁(西元一一二七年)之后，渐渐式微，尤其经元朝蒙古族的统治(西元一二八○─一三六七年)，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虽曾做过沙弥，并未把佛教特别重视，以致到了西元一四二五至一五六七年的百余年间，佛教的人才奇缺，势力不振，直到明末的万历年间(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始有复苏的气象。此乃由僧侣人才的出现和居士佛教的活跃而来。

从居士人才的考察而言，明末的时代极为隆盛，清朝的彭际清(西元一七四○─一七九六年)所编的《居士传》，共计五十六卷，自三七至五三卷，为明代居士的传记，其中只有四人是万历以前的人，其他有六十七人的正传及三十六人的附传，均属于万历年间以至明朝亡国期间(西元一五七三─一六六一年)的人物。也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佛教既有僧侣人才的辈出，也有居士人才的陪衬，所谓红花绿叶，正因为有了许多杰出居士的护持三宝，僧侣佛教也显得非常活跃。

明末的居士以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言，大多数属于士大夫阶级，以读书而为官吏，乃是当时唯一的最好出路。由于他们是为考试官吏的资格而读政府指定的儒书，他们的思想背景是站在儒家的立场，甚至有人受了朱熹(西元一一三○─一二○○年，宋朝的儒家大学者)学说的影响，原来是反对佛教的。信佛之后的居士们，大多仍出入于儒、释、道三教之间，往往以儒家的孔、孟言论来解释或说明佛教的经典。有人把学问分成二门，一为经世的，一为出世的，儒为经世之学，佛为出世之学。另外有些居士以儒者的基础，学长生不死的仙术，再转而学佛。因此，明末居士的思想富有儒释道三教同源论的色彩，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此在当时极负盛名的几位佛教僧侣的著述中，也可看到同样的倾向。

以地理的分布言，明末的文化中心随着政治势力的消长而向南方迁移，明末的名居士，大多出生于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以南，北方的居士甚少。当时的儒家学术的中心也在这个区域，特别是王阳明(西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学派的活动，给佛教的影响很大。中国的儒家学者，不论是激进派如朱熹之徒，或温和派如王阳明，在基本观念上都是不赞成佛教的。但是王阳明的思想取自佛教者不少，故到他的第三代学生之中，也有好几位杰出的人物，在发扬儒家教义的同时，信奉佛教，传播佛法了。

佛教之所以能够吸引读书人或士大夫来信奉它，主要由于学术研究的公开，中国史上虽曾有过禁止佛教与摧毁佛教的政治行为，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那是几次短暂的事件，儒家虽站在反对佛教的一边，却未以政治手段来压制佛教。因此，不论你赞成或反对，均有自由研究佛教及阅读佛书的机会。在明末的居士之间，最受重视的佛教经典，有《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心经》、《圆觉经》、《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六祖坛经》、《五灯会元》以及《大乘起信论》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居士之中，除了诵经、念佛、参禅之外，也重视持咒，最流行的咒文是《准提咒》，且有结社持诵它的风气。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就流行着禅、净、密、律等诸宗合一的思想，当时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蕅益智旭大师(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迄目前为止，中国佛教仍然受着这一倾向的支配；不像日本的大乘佛教，主要的虽从中国传入，他们的各宗之间是保持着严密界限的。近世的中国佛教则不然，禅宗寺院的僧侣可至律宗寺院求戒，任何一宗的僧侣均可修净土宗的念佛法门，也可持诵密宗的咒文。因此，明末的居士们大多是接触到佛教的书籍及修行方法，进而访问当时的高僧，求取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

当时对于居士界影响力最大的是云栖袾宏大师(西元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年)，他的思想背景是属于华严宗的，而他极力主张参究念佛，原则是禅和净土并重并修，但仍侧重于念佛法门。所以当时的居士们，以念佛为主要的修行法门。由于云栖袾宏是中国佛教史上提倡戒杀、放生运动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高僧，所以当时的居士中组织放生会，撰写有关放生理论的文章，设置放生池的大有人在。此与现代西洋人士的保护动物运动的主旨，颇有不同，保护动物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戒杀和放生则除了同情心之外，尚有因果报应的信仰原则在内。

印度的大乘佛教思想，在空、有、真常的三大系统，传到中国的也有三大系统。到了明末时代，空的思想未见发扬，唯王阳明的第三代学生李卓吾(西元一五二七─一六○二年)是以空宗为归的，而他所见的空，不过是理论的禅，中国禅宗的根本立场是属于真常的系统。因为明末的禅宗学者，大多流于虚浮圆滑的空谈理论，当袁中郎(一五六八─一六一○年)初与李卓吾接触而进入佛门，后来发觉此种空谈，不切实际，由于空谈本源清净的佛性，或者仅知道一些如诃佛骂祖的公案而不实际修行，结果便形成了否定因果的外道邪见。袁氏因李氏而信佛，后来袁氏则极力提倡净土的念佛法门。有宗的思想，在明末时代也很晦暗。说得更明显一点，明末的佛教界，不论僧俗，是以念佛法门为修行的主流，禅的修行乃居于次要的位置，禅的精神却是明末佛教支柱。不论净土与禅，均属于真常系统。

明末的居士中也有富于道教色彩的人物，例如袁了凡其人，是由于云谷法会禅师(西元一五○○─一五七九年)的接引而入佛教，他的功过格思想也与佛教因果报应的观点一致，他积十年的岁月，行三千善功，目的在修成道教的仙人，也在佛前发愿，求诸佛及圣贤们赐给他神丹或仙草，使他在此世间活得更长一点，以便救度众生。类似这种思想，分明是以道教的神仙信仰为基础而来修学佛法的。

明末的居士们，并没有他们的独立组织，来作为他们的宗教活动的机构。结社修行，也不过是约集了数位同道，在一处定期修行，并不对外活动。所谓放生会，也不是组织，仅是将这个名目来向人筹款，购买生物释放，或凿一口池塘来给人家买了水族类生物来放养而已。居士们除了通常的修行之外，对于贫苦者的救济、狱中囚犯的教化，尤其当他们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注意减税、减刑，以及兴建便利民众生活的设施。

明末的中央政府并不理想，凡是忠贞耿直之士，往往会遭到杀身之祸。所以明末的居士死于政治迫害的也有好几位，例如李卓吾以七十六岁高龄被逮后，自杀死于狱中。周景文被宦官魏忠贤处死。事态较轻的，则有被革职归故乡的，也有自动以疾病作借口而辞职隐居的。到了明朝灭亡，清朝政府势力南下之时，又有好多正在做官或刚退官而忠于明朝的居士们被难身死。也可以说，除了由社会文化的自然发展，而有了若干儒家及道教学者，转入佛教，另外两个显著的原因，应该是：1.由于宋明儒家的抬头，给了佛教的大刺激，所以有云栖袾宏、紫柏真可(西元一五四三─一六○三年)、憨山德清(西元一五四六─一六二三年)、蕅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等杰出僧人，被后人称为明末四大师的出现，使得士大夫阶级的读书人，向心于佛教。2.由于中央政府的腐败，使得人民体会到生命财产的没有保障，故以佛教的因果观来解释他们的命运，并且求于此身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摘自《明末佛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