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新世纪居士佛教的兴起(二)

三、居士佛教兴起给僧团的一些思考

我们知道,近代居士佛教兴起,是有其深刻的背景。杨文会、太虚大师等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百废待兴、人心思变的时代。杨文会出生后的第四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迫打开。之后出现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虽然都未能取得成功,但图强维新的观念却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性喜山林,不贪荣利的佛教徒杨文会也深深地体会到变法维新的重要性。他认为:地球各国于世间法日求进益,出世法门亦当讲求进步。但各寺住持僧安于守旧,不乐维新,非得大权力以鼓动其机,不能奋发有为也。

在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僧团的内部亦逐渐形成一股试图通过改革以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势力团体,即通称的革新派。这一派的创始人是浙江天童寺的寄禅和尚,后在太虚身上得以继承和发扬。革新派往往深恶痛绝于传统佛教的颓废,且对其攻周甚猛。与此同时,他们也适当引入一些西方的观念或形式,以图促进积弊丛生之传统佛教的脱胎换骨。

随着庙产兴学主张的兴起,严重冲击着僧团的切身利益。寺僧界为了抵制庙产兴学这一风潮,也纷纷兴办僧学堂等教育机关。太虚大师与在只洹精舍一起学习过的仁山法师等积极筹设佛教协进会,以期使颓废的佛教复兴起来。但当他们来到镇江金山寺试图进行改革、开设学校时,立即遭到以寂山为首的保守派势力的坚决反对,终至酿成金山风潮,在教界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两年后,他著《整理僧伽制度论》,决心着手进行更为艰难的僧伽制度改革,但改革几次遭失败,其根本的原因是传统寺僧的落后性。但他的事业的成功如觉社和武昌佛学院的创办,都是避开寺院丛林,在一大批护法居士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可见,居士的力量远胜于僧团。

居士佛教的兴起,无疑有利于佛教整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提高,但也给僧侣集团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在中国佛教的传统中,僧侣一向是佛教的主持者,居士则为佛教的护法,即护持者。但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西化思想影响的加深,以居士为主导的佛教团体日益增多,僧侣对普通信徒的统治地位,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另外,在此过程中,僧侣的弱点亦经常受到来自居士方面的挑剔和责难。而且与社会其他方面的批评相比,来自居士方面的指责,又往往是有的放矢,且常常切中要害。

综观近代居士佛教的兴起,是推动佛教事业发展的一大动力,并隐然成为佛教振兴的主体和佛法代言人,发挥着更甚于教会的学术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南京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还有北京的三时学会等教外佛学团体对近现代文化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看当时的支那内学院,可谓学人咸集、群贤毕至。他们采用了新式教育制度,开创了中国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后来各地佛学院的兴办及佛学研究的兴起,亦多受其影响。中国大陆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以来,宗教获得了相对充分的合法性地位,目前佛教徒的人员组成,无疑以在家居士为主,且数量远超前代。但是与杨、欧、吕时代相比,二十多年来大陆的佛教建设差强人意,主要是佛教信徒仍呈现出浓郁的庶民形态,严重的问题就是尚未从源远流长的民间化信仰中摆脱出来,其实质是佛教信仰的民间化或民俗化,是以功利型佛教、香火型佛教等遮蔽信仰型佛教。

与此相比,号称大乘佛教的中国大陆,出家沙门对社会公益事业却很少顾问,有的甚至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当然其间也不乏来自一些人的偏见和保守看法,在世俗人的眼中,出家人应该是住在深山老林里,不应该活跃在社会各种活动中,更不能享用现代的交通工具,认为这样就不符合僧人的身份。甚至有些人看到出家人多做了一些事情,认为是在攀缘,不好好静修。所以一些惯于自修的人,就乐得自在,住在山林里,不再顾问世事。而活跃在城市乡村的僧人,却大多素质低下,以经忏佛事为业,他们的职责就是为人祈福禳灾、追荐亡灵。而一些真正需求佛法的信徒,在寺庙里得不到佛法的滋润,就自成团体,因此,诸如的居士林、学修会、念佛社等组织相继成立。

笔者曾在一个小小的城镇就看到,这样的团体就有好几个,而且信众人员都达好几百,这些团体都有严格的章程,定期举行讲经、唱诵等活动,成员中有事,大家就会义务地相互帮忙,如助念、祈福回向等,他们高涨的热忱,频繁的活动,令很多信徒得以归向。相比之下,寺庙只是成了香火门头,与居士的关系很疏远。随着居士势力的增长,一些佛教协会组织的核心领导都掌握在居士手中,这样,出家众就会受制于居士的管束,也助成了一些居士对僧人的轻慢之心。

其实,僧伽离不开居士的信向、供养和护持,而居士需要僧伽作学佛的指导和表率,只有二者的结合和良性互动,佛教才能延续、弘扬起来。此外从佛教传播的实际来看,有僧然后有寺院,有寺院便能为广大信众提供宗教活动场所。若有寺而无僧,则寺院的功能、形象就会大大走样,佛教便会失去最重要的载体。僧伽与居士的分工是有历史传统的,二千多年来已为广大民众所认同,若随意贬低或否认僧伽的作用,或提出什么走居士化佛教道路,必会带来许多混乱,是很危险的。

过去和现在都有否定僧宝的所谓二宝居士,他们也分两种情形:一种是眼中无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遇到的僧伽素质太低,形象也不好,其道德水准甚至还不如俗人;一种是心中无僧,他们的我慢心太强,既不愿出家为僧,又想取代僧人的地位收徒传法,为此目的公然否定僧宝,久而久之,佛宝和法宝在他们心中也大大变形,甚至沦为民间邪教教徒。眼中无僧的二宝居士可能有些认识问题和客观原因,应引起佛教界的高度重视,加强自身建设,给予正确的引导; 而心中无僧的二宝居士对佛教破坏极大,应坚决予以反对。

但面对这日益强盛起来的居士佛教队伍,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在肯定他们在佛教弘化中起到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僧人队伍自身的建设至关重大。确实,特别在沿海城乡一带,僧人成了职业者,僧团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有些信仰不纯正的人就滥厕僧数,造成僧团的不良形像。这主要与当地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关。而相应,这些情况在大城市、大寺庙就会好些。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僧才接班人上来,他们以弘法的热情,使佛教以多渠道、多方位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其应有的功能与价值。教育、慈善、弘法、环保等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环节。随着僧人受教育的程度日益提高,僧团的形像正在改变。

一些从佛学院毕业的学僧,正走向各地,承担起弘法利生的职责。有的在讲经弘法、有的在开展慈善事业、有的在编辑佛教刊物等等,给佛教事业驻入了新鲜的血液。但在弘法过程中,出现了相当大的阻力,一些传统的势力非常顽固,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使得好多小寺庙为已还俗的僧尼与其家属亲友所占领,寺庙就是经营香火的经济来源。为此,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僧人的形像也大加损坏。更有甚者,一些居士与寺庙争信徒,居士团体的信徒不准来寺庙亲近,搞山头主义,自成一派,这样,势必造成心中无僧的二宝居士,对佛教团体乃至和合造成不利。所以我们呼吁佛教界对此现象加以重视,善加引导,给年轻学僧多加提携,使其有弘法的空间。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出家人理念的开拓,佛教更以新的面貌出现于世,出家僧众的身份与地位越来越为社会所认同。

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是多元文化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新世纪,中国佛教仍将 保持大乘佛教的精神风范,走人间佛教的道路,居士界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正因为这样,佛教界特别要处理好僧伽与居士的关系。我认为,既要尊重传统,又要面对现实,只有僧伽与居士的团结合作,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共同提高,才是佛教立足现代社会的唯一途径,也是在宗教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所以,处理好僧俗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出家众是专业学佛、修行,占有道场、时间的优势,自然应该全力的投入弘法、修行中,假如自己没有能力,应该创造弘法的条件,修行的条件,让僧俗两众到寺院中来弘法、修行。在家众有家庭之累,多数人是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教理和修行的,他们只能算是业余的学佛者。他们在享受僧团提供的修学环境的情况下,应该怀有感恩心、恭敬心,随分随力的护法。至于一部分学、修上有专长的居士,又能献身于弘法事业,佛教界应该给予随喜、赞叹、护持,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弘扬佛法。这样,才能相得益彰,各住本位,使正法久住,法脉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