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本、解脱为目的、教育为中心、文化为纽带的宗教，教理研究是佛教信仰的理论基础，是学佛修行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佛陀把学习佛法归纳为闻思修三个步骤，学佛以闻思为开端，通过对佛教教义的深入研究，通达佛法的真实义，然后通过实践（修行）去印证研究的成果，最后真正体悟到佛法的要旨。

从历史上看，佛教最为兴盛的隋唐时期，也是佛教义学最为繁荣的时期，八大宗派于此形成，各宗各派高僧学者辈出，著书、立说、讲学等义学活动如火如荼，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能谈经论禅。因此，研习教典与实际修证二者根本上是相辅相成、展转增上的关系，不可割裂看待。同样的，诠释经典也不能当作单纯的学术研究，而要与实际的修学次第相融合，只有达到教证一体、见行合一，佛法才能常住世间。

由此可见，对佛教义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是佛教徒修行的必要途径，是住持、传承、弘扬佛法的根本所依，也是佛教复兴的必由之路。

我在佛教讲经交流会上曾说：中国佛教经典阐释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佛教初传中国时的格义佛教，到南北朝时代阐释般若思想的六家七宗与学派繁荣，到隋唐时期的八宗竞秀与义学兴盛，再到近现代的佛教复兴运动与人间佛教思想兴起，中国佛教的经典阐释创造了光辉的思想宝藏，形成了深厚的义学传统，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公元1世纪，佛教刚开始传入汉地，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兴。公元2世纪中叶之后，大乘般若空宗逐渐兴起，并随着西域僧人的经典翻译而流播中国。最突出的代表为月氏国僧人支谶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所翻译的《道行般若经》，经中所阐发的缘起性空思想，对随后汉地佛教义学的兴起影响甚巨。被称为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朱士行，便是因《道行般若经》在翻译上存在缺憾而发愿前往西域求经的。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260)从长安出发，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在于阗得到《放光般若经》的梵本，后由他的弟子弗如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送回洛阳，并在晋惠帝元康元年(291)由无叉罗和竺叔兰翻译成汉文。《放光般若》一出，立即为学人争相研阅。此类般若经典的翻译为随后东晋般若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乃至形成六家七宗的鼎盛局面。到了后秦弘始三年(401)，随着鸠摩罗什大师入主长安译场，代表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思想的论典，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被系统翻译成汉文，更促进了汉地般若空性思想的兴盛与传播。

公元4世纪以后，随着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兴起，前来汉地的天竺僧人越来越多地开始翻译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典籍，如：北魏永平元年(508)，来自北天竺的菩提流支和中天竺的勒那摩提所翻译的《十地经论》；梁武帝大同元年(546)，来自西天竺的真谛所翻译的《摄大乘论》。以这些大乘瑜伽行派的论典为依据，在汉地分别形成了地论宗和摄论宗，这也为后来唯识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名僧辈出，正如赵朴老所言：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与般若学兴起前期的状况类似，由于外来僧人翻译经典的解释不一，乃至有彼此矛盾之处，遂激起玄奘大师前往天竺求法的决心。在之后长达17年的求法之旅中，玄奘大师所求得并翻译的经典，囊括了大乘瑜伽行派主要的经论，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显扬墨教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同时也包括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主要论典，如《大毗婆娑论》、《阿毗达磨发智论》、六足论、《俱舍论》等。不仅如此，玄奘大师还把般若空宗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六百卷也完整翻译了过来。大师翻译的系统的佛经论典，不但为唯识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更为汉传佛教其他各宗各派的兴盛，提供了宝贵的经典依据。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等大乘各宗派百花竞放，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及华严宗、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唐朝末期，佛教惨遭武宗灭法，佛教的社会影响遭到极大削弱，加上宗派之间的门户成见，宋明理学的兴起，对佛教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佛教义学也趋于长达千年的衰落。直至近代，在杨仁山居士等大德的全力振兴下，佛教义学才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

如赵朴老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讲到：我国佛教自唐武宗毁法( 844)以来，义学凋敝达千余年，经过近百年中僧俗大德学者的努力而渐有起色，这是值得庆幸的。近代的佛学提倡者首推杨仁山（1837 -1911）。为了培养人才和扩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学研究，他用了几十年的光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他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曾经刊印了由日本取回的我国已经遗失的性、相诸宗的重要著作，因而使性、相两宗的教义得以复兴。金陵刻经处同时又是讲学场所，谭嗣同、章太炎等都在那里听过他的讲，在他的培育影响下产生了一些佛教学者，其中特出的是欧阳竟无居士，专治法相唯识之学，他在南京举办的支那内学院，成为当时法相学的重要研究场所。与欧阳齐名的法相研究的提倡者有北京三时学会的韩清净居士。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 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