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佛教的早期传播

◎ 洪修平

据现有的资料看，东汉时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译者大多为外来僧人。早期的译经事业还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主要是通过民间的形式，参与其中者当有不少是在家的佛教信徒。当时的风气是译师在译经的同时即行宣讲。例如安世高出经时，听者云集，安侯世高者，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于是俊人石集，遂致滋盛，明哲之士，靡不羡甘（《高僧传》）。这里虽不免有夸大之词，然有不少人前往听讲，参与佛事活动，当是事实。佛教在中土的译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文人学士的配合，汉译经典都是中外人士合作的产物，其中居士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那些有文化的居士通过协助翻译佛经、宣说佛理，让中国人逐渐了解外来佛教的信仰与思想，对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与影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国曹魏时，有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译出了大众部戒律的节选本《僧祇戒心》，并在中土首创授戒度僧制度，被后世的律宗奉为始祖。而康居沙门康僧铠也于魏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出有关在家居士学出家之戒的《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其中提到在家菩萨若在村落、城邑、郡县，人众中住，随所住处，为众说法。不信众生，劝导令信。不孝众生，劝令孝顺，要求将佛教的信仰和修行落实在曰常的生活之中，这对中国居士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三国吴地的支谦在中土译出对中国居士佛教影响甚大的《维摩诘经》。这是一部从般若类经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乘经典，它通过有无双遣的中道不二法门，强调世间和出世间、生死和涅槃不二，把佛教的出世迁移到了世俗世界，阐扬唯心净土说，经中说：佛言：童子，蚑行、喘息、人物之土，则是菩萨佛国。若人意清净者，便自见诸佛佛国清净。就是说，只要净化自己的思想，佛国就在人间。因此，要达到解脱并不一定要出家，关键在于要自净其意，要修菩萨行。经中还专门塑造了一个善于智度，通达方便的理想人物的典型--在家居士维摩诘。维摩诘居士不仅资财无量，更精通佛理，辩才无碍，神通广大。由于他能够净化自己的思想，具有佛一般的智慧和精神境界，因此，他居住在维耶离城，表面上出入酒肆妓院赌场等场所，实质上却是在教化超度众人，对于他本人来说，是染净不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大慈大悲的表现。《维摩诘经》及维摩诘居士形象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广泛欢迎。至东晋鸠摩罗什重译为止，社会上至少出现四个译本和一个合本，特别是文人名士竞相追捧。鲁迅先生曾说：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其一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的译出对推动中国居士佛教的发展影响深远。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在碰撞中出现了冲突，但佛教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为了调和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矛盾，那些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居士，通过不断援儒、道入佛，调和中外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并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在客观上有力地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汉末三国时的居士代表人物牟子，就在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提出了佛道儒三教一致论。牟子在《理惑论》中，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泛引证老子、孔子等人的话来为佛教作辩护，论证佛教与传统儒、道思想并无二致，倡导三教一致论。牟子三教一致论的提出，不仅对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居士佛教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自此以后，直至隋唐时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外来佛教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固有文化之关系的讨论，大抵不出牟子《理惑论》提出问题的范围。

两晋时，佛教在玄佛合流中达到了比较快速地发展。当时的佛教般若学者往往同是玄学清谈人物，他们兼通内外之学，尤其熟悉老庄玄学。僧人的立身行事，言谈风姿，也酷似清谈之流。东晋名士孙绰作《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配竹林七贤；又著《喻道论》，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论证儒、佛一致，被认为是东晋居士关于儒释关系的代表性论文为居士佛教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两晋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一大批中国佛教学者的脱颖而出，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居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东晋名僧慧远(334-416)居住庐山30多年，率众行道，昏晓不绝，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与北方罗什僧团遥相呼应的庐山僧团。在庐山僧团周围，就有一个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居士群，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和南阳宗炳等人皆弃世遗荣，依远游止，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慧远曾与刘遗民、雷次宗等123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推进了净土信仰在中土的流传，虽然慧远倡导的念佛是观想念佛，与后世盛行的净土宗的称名念佛并不相同，但他仍被净土宗奉为初祖。东晋以来佛教的兴盛与江南佛教的流行，与慧远及其周围居士群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得到了进一步流传和发展。寺院和僧尼激增，僧官制度得到了确立，寺院经济有了很大地发展，随着大量经论的进一步译出，对佛典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并逐渐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派，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准备了充分条件。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发展鼎盛时期的到来。入宋以后，虽然有些宗派，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仍有进一步的流传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局面已一去不复返。明清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趋于衰落，但是，这个时期居士中兴起的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为佛教在日后的复兴开了先河。

摘自《五台山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