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北两道的形成

隋唐以来的文献传说,地论师分为南、北两道,但关于具体原由、地点则有不同说法,遂引起今人的争论。古代基本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发生于洛阳,菩提流支在御道北译经,勒那摩提在御道南译经,二人因义解分歧而分别授徒,因而形成南道、北道的说法。二是说发生于相州,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和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分别在道北、道南教授徒众,因而形成了北道、南道两派。在古代两种说法的基础上,现代学者又衍生出几种解释,然缺乏基本的根据,大多属于臆测。

依据我们解读,道宣和湛然共同的说法是:地论师的分立是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弟子辈间于相州形成的。具体事态可能是在道宠及其弟子和慧光(包括慧光师兄弟及慧光的弟子)之间展开的。下文我们先依据道宠和慧光的生平资料管窥二位大师之弟子间可能发生的事态,然后在引述古代文献的基础上,以考辨出的几个基本事实尝试对南北二道的形成真相作一说明。

一、道宠行历

道宣于《续高僧传》卷七为道宠立了小传,可惜语焉不详,连最基本的生卒年也没有记载。道宣说:“释道宠,姓张,俗名为宾。高齐元魏之际,国学大儒雄安生者,连邦所重。时有李范、张宾,齐鏕安席,才艺所指,莫不归宗,后俱任安下为副。年将壮室,领徒千余。”此中说,道宠原本为当时大儒雄(也写作“熊”)安生的弟子,先作为老师的副手,其后于“壮室”(即三十与四十余岁之间)统领教化徒众一千余人。

道宠出家的因缘也有传奇色彩。根据《续高僧传·道宠传》记载:这位儒士张宾带领其弟子浩浩荡荡行走,到达赵州元氏县(今属河北省)堰角寺的旁边。张宾去寺院讨水喝,沙弥给了他们。但却问道:“具几尘方可饮之?”张宾平时不了解佛教,罔然无对。沙弥于是将水浇在张宾的脸上。张宾大为震惊,然后对其徒属说:“非为以水辱我,直显佛法难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当日,张宾就在此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历试。以宾聪明大博,不可拘于常制,即日便与具戒。遂入西山,广寻藏部,神用深拔,慨叹晚知。”道宠出家的堰角寺,也叫应觉寺。应觉寺,位于飞龙山(封龙山)山脚。东晋高僧道安早年曾与其师弟法汰、僧光一起隐居于此山弘传佛法。道宣在《续高僧传》又记载灵裕、明赡都是于此寺出家而成为高僧的[①],其中灵裕为慧光的第三代弟子。

关于道宠拜菩提流支为师之事,《续高僧传·道宠传》说:“宠承斯问,便诣流支,访所深极,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随闻出疏,即而开学,声唱高广,邺下荣推。”从这几句推理,道宠开讲《十地经论》是在邺都,尽管此文未曾交待道宠到底是在洛阳还是在邺都拜师。然而,即便道宠是在洛阳拜菩提流支为师,因未曾出师,也就不存在与慧光分立为两道的问题,何况在邺城的前一年,慧光还在菩提流支译场参与译经呢?在听闻菩提流支三年传授之后,道宠自己撰著了《十地经论疏》,其中应该包含了其师的独特解释。在得到菩提流支的印可之后,道宠于邺都开讲《十地经论》,引起轰动。

本传又记载了东魏“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三人与道宠的对话,其文如下: 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昔经宠席,官学由成,自遗世网,形名靡寄。相从来听,皆莫晓焉。宠默识之,乃曰:“公等诸贤,既称荣国,颇曾受业,有所来耶?”皆曰:“本资张氏,厌俗出家。”宠曰:“师资有由,今见若此,乃曰罪极深矣。”初聆声相,寔等昔师,容仪顿改,致此无悟。于是同敦三大,罄此一心,悲庆相循,遂以闻奏。以德溢时命,义在旌隆,日赐黄金三两,尽于身世。

这一段对话是说,当朝的宰相和才子魏收、邢子才(邵)、杨休之等出仕前都曾经向张宾(道宠)问过学。张宾(道宠)出家之后几人一直未曾相见,而且他们三人也不知道此位道宠师就是昔日的老师,而道宠认出了他们三人。师徒相认,悲喜交集。三位高官将此缘由报告给当朝,朝廷给予道宠很高的礼遇。由于这三位的生卒年有线索可考,因而可以借此大致界定道宠生年的范围。

经查考,魏收生于506年,最初凭借其父功,任北魏太学博士,在当时享有文名。东魏时任中书侍郎,转秘书监。北齐时,官至尚书右仆射。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奉命开始撰写《魏书》,四年后完成。邢子才,名邵,在文学上与魏收齐名,《颜氏家训》称赞他为邺地最值得称道的大儒。邢邵,卒年不详,生年为公元496年,比魏收年长十岁。杨休之,也作阳休之,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卒于洛阳,年七十四,则生年为509年。魏收、邢邵都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而休之则历北魏、东魏、北周、隋四朝。三人之中,邢邵最长,休之最少。这三位出仕都较早,入张宾之门学习儒学,应该是在出仕之前。尤其是,邢邵于东魏天平元年(534年)已经38岁,以投身张宾门下十余岁计,此时的道宠应该至少五十岁左右。道宠壮年出家,此时也应该已经十年左右了。由此可见,道宠于西山“广寻藏部”的时间也不算短。

道宠于邺都的弘法活动是很成功的,“匠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②]从《续高僧传·志念传》所记载,志念(535—608年),“爰至受具,问道邺都”,先是从道长法师学习《智论》,“荷箱从听,经于数载”,其后“游诸讲肆,备探冲奥,务尽幽赜。又诣道宠法师,学《十地论》,听始知终,闻同先览。”[③]从这一记载看,道宠于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年龄应该很大了。

从上述考辨可知,道宠是跨北魏、东魏、北齐三代的高僧。

二、慧光行历

道宣在《续高僧传·齐邺下大觉寺释慧光传》中将创立地论南道的慧光说成北齐高僧,没有明确记载其生卒年,但说慧光卒世于北齐之时,并且在本传和论中还提到“齐代名贤重之如圣”以及“魏末齐初,慧光宅世”等词句,认为慧光在北齐仍然在世并活跃于佛教界。而于同书《灵裕传》又记载,灵裕“年始弱冠,闻慧光律师英猷邺下,即往归禀。会已殁世,才经七日。”灵裕卒世的时间是隋大业元年(605)正月,其寿数是88岁,其出生时间应该是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也即518年,如此则灵裕“年始弱冠”的时间当是538年。由于道宣这种不同记载,大多数的学者相信前者,将慧光当作跨北魏、东魏、北齐三代的高僧。然而2002年在河南安阳出土了《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④],其中明确地记录慧光圆寂于东魏元象元年(538)三月十七日,享年70岁。由此,原本困扰很久的地论学派分“道”的历史真相也许可以稍微清晰一些。

道宣在《续高僧传·慧光传》中记载:“释慧光,姓杨氏,定州卢人也。年十三随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禅师所从受三归。陀异其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诵经。光执卷览文,曾若昔习,旁通博义,穷诸幽理。兼以剧谈谲,诡态新奇,变动物情,时谈逸口。至夏末,度而出家。”在《佛陀传》中又记载:“时又入洛,将度有缘,沙门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门街井栏上,反蹋蹀[堶-土 金],一连五百,众人諠竞,异而观之,佛陀因见,惟曰:‘此小儿世戏有工,道业亦应无昧。’意欲引度,权以杖打头,声响清彻,既善声论,知堪法器。乃问:‘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怀耳。\’遂度之。”这两处记载,细节有所不同。但其出家系受佛陀禅师的度化是一致的,需要澄清的是慧光出家为沙弥的年龄和地点。

关于慧光出家年龄,《墓志铭》记载:慧光“道性出自天然,悟玄彰于龀岁,童龄践法,栖心妙境,奉禁持律,犹护眀珠。”而前引道宣的记载,一是十二岁,一是十三岁,学者以为有错误,但也是事出有因。古人对于年龄的说法很多,整岁、虚岁上下差一年很正常。看来是道宣所依据立传的资料的差别造成的。重要的是,依照出土地的《墓志铭》所记载的慧光出生年月推算,慧光十二或十三岁时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或五年。而此时佛陀禅师还在平城北台(今山西大同),少林寺尚没有创建。少林寺的创建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孝文帝迁都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年)或二十年。在少林寺的创建时间不能因慧光出家时间、地点的记载而改变的话,我们只能认为是道宣记载的佛陀与慧光的相见地点是错误的,慧光应该是在平城跟随佛陀禅师出家的。

慧光跟随佛陀禅师“所习经诰便为人说,辞既清靡,理亦高华,时人号之圣沙弥也。因获利养,受而还施,师为掌之,寻用复尽。佛陀曰:‘此诚大士之行也。\’便纵而不禁。谘请教诫,敬而异之。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节,赞毁得失,声色不渝。众益器之,而美其远度。陀曰:‘此沙弥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经论,必轻戒网。邪见灭法,障道之元。’由是因循,多授律检。先是《四分》未广宣通,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疏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举宏宗,无闻于世。故光之所学,惟据口传。及年登冠肇,学行略周,甞闻‘言不通华,发戒便阻’。乃往本乡,进受具足。博听律部,随文奉行。四夏将登,讲《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词理精玄,渐染津流。未遂听徒云合。光知学功之所致也。”从此记述可知,在佛陀禅师的指点下,慧光在受具足戒之前,就学习了《四分律》。当时尽管传闻有道覆律师撰著的《四分律疏》六卷,但仅是“科文”(即提纲条目),慧光只能凭借口传而学习。受具足戒后,博听律部,又登台讲《僧祇律》。——这是慧光学习律学的基本情况。

慧光在讲律之时,虽词理精玄然曲高和寡。他由此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力不逮,于是进一步广寻群部,参学经论。《续高僧传·慧光传》记载:慧光“乃从辩公参学经论,听说之美,声扬赵都。”此中所说的“辩公”,不能确指。当时在南方有奉诚寺僧辩律师,而洛阳菩提流支译场也有一位僧辩法师,《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记载:“创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亲对笔受,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而这位僧辩跟随菩提流支至邺城,天平二年(535年)在邺城般舟寺参与了《伽耶顶经论》的翻译。而此中所说的“赵都”,即现今的河北邯郸,因此,慧光跟随的辩公此时应在赵都,是否后来至洛阳参与菩提流支译场,不得而知。赵都与慧光的出生地、出家地都在同一区域。道宣所记慧光“定州卢人”,《墓志铭》记为“中山卢奴人”,二者都是指定州卢奴县(今属河北定州市)。如前文所说,依照新出土的资料,慧光应在平城(今河北大同市)出家为沙弥,七年之后回到故乡受具足戒,然后“博听律部,随文奉行”达四年。

道宣《续高僧传·慧光传》又记载:慧光“后入洛京,搜扬新异,南北音字,通贯幽微,悉为心计之劳,事须文记,乃方事纸笔,缀述所闻,兼以意量,参互销释。”关于慧光入洛阳的时间,道宣的叙述如果在时间上没有间断的话,应该是他二十四岁时发生的。而此时相当于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道宣文中又说:“陀以他日密覩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传果向于心耳,何乃区区方事世语乎?今观神器已成,可为高明法师矣。道务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这一段文字信息很丰富。首先,佛陀禅师“他日”睹慧光所写的文字才知其徒的变化,说明二人已经很久未曾见面了,信息也不大畅通。其次,佛陀度化慧光的意图是传承自己的禅定功夫(“传果向于心”),可能鉴于慧光“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别要他习律,没想到慧光却由“律”而走入“法师”之路。最后,佛陀可能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使得慧光“流涕”。最后,史载,佛陀禅师于太和十九年到洛阳,而道宣于文中说“会佛陀任少林寺主”[⑤],也就是说,这一对话可能发生于佛陀禅师初至洛阳之时。

慧光在洛阳参与了《十地经论》的翻译,《续高僧传·慧光传》说:“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光时预沾其席,以素习方言,通其两诤,取舍由悟,纲领存焉。自此《地论》流传,命章开释。”而“《四分》一部,草创基兹,其《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等,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然文存风骨,颇略章句,故千载仰其清规,众师奉为宗辖矣。”[⑥]“凡所撰《胜鬘》、《遗教》、《温室》、《仁王般若》等,皆有注释。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后代引之为义节;并《羯磨戒本》咸加删定,被于法侣,今咸诵之。又著《玄宗论》、《大乘义律义章》、《仁王七诫》及《僧制十八条》,并文旨清肃,见重时世。”[⑦]慧光的著述大多不存[⑧],仅《华严经义记》卷一的片断保存于敦煌文献中。慧光的著述相当广泛,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十地经论疏》和律学方面的著述,后世由此将其当作地论学派和律宗的祖师。

《续高僧传·慧光传》记载:慧光“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召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这一记载是确切的。北魏在朝廷设立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昭玄寺,一般设一位沙门统为主官,设一至两名都维那为副手。“沙门统”也叫“沙门都统”、“大统”、“国统”,而副职称为“沙门都”、“国都维那”等。前文已经引用过的《深密解脱经序》即记载,菩提流支曾经做过“此地之沙门都统”,而当时参与翻译活动的僧官有“沙门都法师慧光、昙宁”以及“大统法师僧、沙门都法师僧泽”等十余僧。此经的翻译是在洛阳,北魏永熙二年(533年)。至邺都后,任东魏的国统,因此,史籍中一般称他为“光统律师”,新近出土的《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即称慧光为魏“沙门大统”。

《续高僧传·慧光传》又记载:“又尔朱氏举兵北伐,征税僧尼用充军实,先立严刑,敢谏者斩。时光任僧官,顾五众屯塞,以命直往,语世隆曰:‘若当行此税,国事不存。’言既克明,事亦遂免。”此中所讲的事件,应该是尔朱荣掌握朝政时期所发生的。武泰元年(528年)四月,尔朱荣所扶持的孝庄帝即位。这时,南方的梁朝立河阴事变后逃亡江南的魏北海王元颢为北魏皇帝。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令陈庆之率梁军数千人护送元颢北返洛阳。陈庆之等连陷河南30余城,逼近洛阳。五月,孝庄帝在尔朱世隆的挟持下弃洛阳北逃,元颢占领洛阳。七月,尔朱荣率军南下,击败陈庆之,庄帝还洛阳。在这一事变中,侍中领军将军尔朱世隆为筹措北逃经费,下令向僧尼征税。慧光身为僧官,冒死劝阻,此事遂息。

新出土的《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称颂说:“故能仰简帝心,请为戒师。纲纪缁徒,动成物轨。”从这句话推测,似乎北魏或者东魏的某位皇帝曾经皈依过慧光受菩萨戒。而《续高僧传·慧光传》记载:“司徒高傲曹、仆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马令狐子儒等,齐代名贤,重之如圣。”此中所说的“高傲曹”应写作高敖曹,为北魏、东魏名将,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八月战死于河阳南城。高隆之为北魏、东魏、北齐的权臣,北齐天保五年(554年)被皇帝处死。“司马令狐子儒”不知所指。唐法琳《辩正论》卷四记载:“魏司徒高傲曹,勇气绝群,武略超世;魏司徒高隆之,逸气超伦,德风可挹;魏待中、尚书令元乂,气干宏拔,英华清煦,羽仪朝野,匡赞有闻,于岱州起法音寺。”即就从高敖曹的情况看,说这几位都是“齐代名贤”也是不通的。可见,《续高僧传·慧光传》的确有时代标注错误。

总而言之,慧光是一位跨北魏、东魏的一代高僧,道宣所立传记有严重的时代标注错误。奇怪的是,道宣在《续高僧传》不止一处将慧光当作北齐高僧。除《续高僧传·齐邺下大觉寺释光传》之外,在《续高僧传》卷二十二的“论”提及“魏末齐初,慧光宅世”等。可见,道宣当时收集到的与慧光直接有关的材料都一致称谓慧光为北齐名僧。而道宣收集到的与灵裕有关的材料则间接透露出有关慧光圆寂的真实信息,道宣在写作时未曾与慧光行历作核对,而唐法藏撰著《华严经传记》时可能认为灵裕至邺投拜慧光而其时慧光已经去世七日的说法不可靠,因而将此段作了删节。

现在的问题很清楚,为何道宣拿到的材料宣称慧光为北齐僧人?是无意的失误呢?还是地论师南道的有意为之?

三、两道的所指

在直接分析南北两道的所指之前,有几个事实需要明确申述在先:

首先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与北道、南道形成的关系。史籍中未载明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卒年,现代学者于是众说纷纭。在上文经过考辨,可初步断定:勒那摩提圆寂于北魏末年,很大可能是在孝武帝时期(532—534年)圆寂的,而菩提流支可能圆寂于东魏初年,具体年代无考,但不会早于天平二年(535年)。勒那摩提圆寂于洛阳,菩提流支于北魏分裂并迁都之后,北上到了邺城,并在邺城继续译经授徒。这是第一个事实。

第二个要点是,现存史料中没有勒那摩提在白马寺译经的记载[⑨],而有佛陀扇多于北魏正光六年(525年)起在洛阳白马寺翻译佛典的记载。因而日本人布施浩岳的解释是有问题的。他以为流支与摩提在洛阳异寺而居,流支住永宁寺,在洛阳城西第三门道北,摩提可能住白马寺,在西郊第二门道南,根据他们所住寺院一在御道南,一在御道北,因此有了南道、北道之说。考虑到如上文所叙述的,佛陀扇多与勒那摩提、菩提流支曾经在一起翻译过《十地经论》,尔后分开二处翻译,因此,勒那摩提在白马寺译场翻译也是可能的,但这毕竟没有直接证据证实。而且菩提流支翻译的地点屡屡变迁,并非都在洛阳御道之北。

第三个要点是关于道宣《续高僧传·道宠传》相关说法的确切解读。道宣其文说:

一说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于宠。宠在道北教牢宜四人,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当、现两说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

这段备受重视的语句,意思其实很明白,南、北二道的分野是在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弟子辈之间发生的。但引起后世不同解读的是“洛下有南、北二途”一句,很多现代学者依据此而主张二道的成立是在北魏末年的洛阳。其实,就在《道宠传》之中,道宣已经明确说,道宠是在邺都皈依菩提流支为及门弟子的。仔细揣摩,道宣的原意似乎是,由于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之间在洛阳发生的若干分歧,使得二人之弟子也显现出差别和争议,由此形成了南北“二途”。只要不将道宣的这一叙述理解成早在洛阳时期二人的弟子就已发生争议,形成不同派别,就不算曲解道宣的原意。换言之,道宣只是告诉人们,道宠和慧光及其二人弟子之间的分歧导源于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不同的教说而已。

其实,在洛阳时期,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弟子之间也并非一定形同水火。有证据表明,后来被当作南道开创者的慧光一直在努力调和二位大师的矛盾。前文已经引述过的《深密解脱经序》[⑩]即可证实,慧光于永熙二年(533年)还参与了菩提流支翻译《深密解脱经》的工作。

第四个要点,在对于道宠和慧光的生平行事进行分析考辨之后,得出这样的事实:道宠于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而慧光则早在元象元年(538年)已经圆寂。如此,地论师的两大系统,由慧光与道宠的竞争实际上变成了道宠与慧光的弟子们的竞争。

根据道宣所说,“菩提三藏惟教于宠”,也就是说,菩提流支及门弟子仅道宠一人。这多少有些奇怪,也许有特殊的缘由。在北魏、东魏时期来华的几位大师中,数菩提流支最精通瑜伽行派学说,如前文所叙述,他是印度瑜伽行派祖师金刚仙的再传弟子,而且菩提流支在北魏、东魏译经的时间也长于勒那摩提。现存史料中,勒那摩提不仅有如慧光等在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的高僧,而且在洛阳有僧达等数位高足闻名于世。但道宣却没有能够于历史的尘埃中找出菩提流支第二位及门弟子来,这是很可惜的。也许,当时菩提流支的势力和影响不如勒那摩提大,或者也许是因为勒那摩提有慧光等出色的弟子为其张目。

关于地论师分为南、北二道的地点,我们认为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七说法较为准确。湛然的原文是:

菩提流支《法界论》云:佛成道后四十二年说《法华经》。北人者,诸文所指,多是相州北地道论师也。古弘地论,相州自分南、北二道,所计不同。南计法性生一切法,北计黎耶生一切法。宗党既别,释义不同,岂地论令尔耶?

尽管湛然所说的“相州自分南、北二道”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但现代学者的解读仍然差别很大。如说:一般都说从相州去洛阳的通道,有南有北,两家学徒即沿着两道各别发展而得名。如湛然的《法华文句记》中说,所谓南、北二道,乃是指从相州(邺都)通往洛阳的南北二道:道宠系散布在北道一带,慧光系散布在南道各地。[11]笔者从湛然的上述文句中读不出这一意义来。而经过查考历史资料中关于南北朝邺都城市布局的叙述以及考古发掘资料,可以较为清晰地揭示出湛然所说的上述语句的真实含义。

东魏、北齐时期的邺都分为北城、南城。北城为旧城,南城为东魏新造。

邺城始筑于春秋时期。东汉末年,邺城是冀州牧袁绍驻地。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攻占邺城,营建邺都。据左思《魏都赋》及张载注记载,城内有一条东西向大街,东通建春门,西接金明门,将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在现代考古发掘中,在邺城北先后发现道路六条:一条东西大道横贯城址,它的南面有三条南北大道,北面则有两条南北大道。东西大道以南的三条南北大道,自西向东呈平行对称状态。北区中部是宫殿区,包括重要衙署;西部则是皇家园林。园林的西面是铜雀台等三座台,宫殿区东面是贵族的集居区“戚里”。邺北城南区主要是居民区和一般官署。[12]东魏时增建的邺南城则参照了邺北城的平面布局,但它较北城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西晋之后,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建武帝石虎迁都于邺约十五年,冉魏都邺约三年,前燕都邺约十三年。十六国后期,战争频繁,邺城逐渐残破,但城市基本格局未变。至531年,高欢以北魏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的身份驻邺。天平二年(534年),高欢以洛阳久经丧乱、宫室残破为由,迁都于邺。第二年,高欢因旧邺城窄小,动员七万六千人在旧城之南营建新宫。元象二年(539年)九月又动员畿内十万人,拆迁洛阳宫殿材木,运到邺营修宫室并筑城,城周长25里。历经四年时间,兴建起的邺南城,是东魏、北齐都城的核心区域。由此可知,邺城分为南城和北城,旧城为北城,南城在北城之南,紧靠东城。东魏和北齐的朝廷衙署就分布于南城。南城遗址目前已无痕迹,大部分已被漳河冲毁。

从上述描述可知,曹操修建的邺都分为北城和南城,中间有一东西向大道将城市分开。这与湛然所说“相州自分南、北二道”不是很切合吗?尽管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寺院的方位已经难得其详,但参之以现有资料似乎也可大致验证湛然所说很大可能是以相州(邺都)北城东西大道之分界言之的。

菩提流支在邺城的译经地点,应该在邺城般舟寺。如《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伽耶顶经论》二卷,天平二年在邺城般舟寺出。”天平二年(535年),南城尚未建成,此寺则可肯定在北城。史籍中未记载道宠所住寺院,从道宣等所记观之,道宠住于相州城北应该毫无疑问。

慧光所在的寺院是邺城大觉寺。《辩正论》卷三记载,此寺是北魏孝明帝修建的,孝明帝令“于邺下造大觉寺,窈窕曲房,参差复殿,风飙出其户牖,云霞起于檐楹,见珍木之相缭,视芳草其如积;须达金地,差得相方;迦兰竹园,犹难比拟。”慧光“奄化于邺城大觉寺,春秋七十矣。”[13]慧光高足僧范于天保六年(555年)三月二日“卒于邺东大觉寺” [14]。由此可知,僧范可能在慧光生前跟随乃师住于此寺。慧光另外一位高足昙隐,“年满受具,归宗道覆而听律部,精励弥久,穿凿逾深。后从光公,更采精要,陶染变通,遂为光部之大弟子也。”先至定州,“末还漳滨,阐扬斯教。仆射高隆之加礼荣异行台,侯景又于邺东为造大衍寺,重引处之。”昙隐在隋唐文献中被称为大衍法师,年六十有三,终于邺城大觉寺。 [15]道宣称昙隐为“齐邺东大衍寺释”,而唐代文献中记载“齐朝大衍法师等立四宗教”,可见,他也从慧光处学习地论。如前所述,北邺城南被三条南北大道分割,而大觉寺建于北魏孝明帝时期,因此,可推测大觉寺很可能位于北城南道的东城。

此外,慧光与其弟子法上相继为东魏、北齐“国统”。《历代三宝记》也记载:法上“魏齐世历为统都,所部僧尼咸二百万,而上纲纪将四十年。”《续高僧传·法上传》说:法上“魏齐二代历为统帅,……而上纲领将四十年。”《续高僧传·慧光传》记载:慧光“将终前日,乘车向曹,行出寺门,屋脊自裂,即坐判事,块落笔前,寻视无从,知及终相。因斯乖悆,四旬有余。奄化于邺城大觉寺,春秋七十矣。”此中所言的“曹”即北魏设立的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衙署。《魏书·释老志》记载:“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慧光从大觉寺出发准备到监福曹办公,刚出寺院门,屋脊自行开裂,慧光返回寺院处理事务,但木块(或土块)落于其身前,慧光知晓这是自己圆寂的预兆。四十几日后,慧光圆寂了。慧光圆寂后,法上接续任国统近四十年,即从538年至577年(即北周灭北齐的时间)。

关于东魏、北魏时期监福曹的所在,可以肯定,在东魏兴和二年(540年)春迁都南城之前,监福曹是在北邺城南道办公的。如前所述,北邺城之北道中部是宫殿区,包括重要衙署;与宫殿区隔大道相望的是一般官署。东魏迁都于南城之后,监福曹想必也会随迁。

不过,法上在邺都先住于定国寺,后自己在邺城西山建造合水寺。而邺城定国寺,《太平寰宇记》记载:“南台,《后魏书》云:东魏迁都,高丞相以南台为定国寺,做浮屠极高,其铭即温子升文。”这是说,高欢在迁都时候,将邺城的南台改建为定国寺。如此,则法上是住于北道的。

上述的分析说明,隋唐文献所记录的地论师分“道”的缘由是因邺都(相州)的城市布局而言之的。从上文所列举事实观之,大致存在菩提流支弟子住锡邺城旧城之北区,而慧光住锡于邺城旧城之南区等事实。但是,从慧光对菩提流支的尊敬以及长时期参与菩提流支译场等情况推测,加之菩提流支圆寂时间与慧光圆寂时间间隔不长,因此,如果真的存在南北道的对立,最大可能是在慧光的弟子辈与道宠及其弟子之间展开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记载:北齐文宣时期,句丽国大丞相王高德“遣僧义渊乘帆向邺”,请中土僧人回答有关佛法的疑问。法上在回答“其《十地》、《智度》、《地持》、《金刚般若》等诸论,本谁述作?”时说:“《十地论》、《金刚般若论》,并是僧佉弟婆薮盘豆造,至后魏宣武帝时,三藏法师菩提留支始翻。”此中未提及勒那摩提翻译《十地经论》之事。由此可见,法上至此时,门派观念尚不浓厚。尽管如此,我们以为,地论师分为二道,应该是事实。但具体是在东魏,还是北齐,难于遽然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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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续高僧传》卷九《灵裕传》、卷二十四《明赡传》。

[②]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大正藏》50卷,第482页下。

[③]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50卷,第508页下。

[④] 参见赵立春《邺城地区新发现的慧光法师资料》,《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此外,赵阳阳《〈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录文校补》对碑文重作校勘,见《文教资料》2006年第6期。

[⑤] 现今大多数学者习惯将这一句话与下文相连,于是认为佛陀禅师与佛陀扇多为一人。

[⑥] 《大正藏》第50卷,第607页下。

[⑦]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608页上。

[⑧] 笔者初步认定现存S.2502号《仁王经疏》为慧光的著述,参见拙文《敦煌S.2502号〈仁王经疏〉的作者考》,《觉群佛学》(2006),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⑨] 梁惠皎《高僧传》卷八《法安传》记载:“释法安,姓毕,东平人,魏司隶校尉轨之后也。七岁出家,事白马寺慧光为师。光幼而爽拔,博通内外,多所参知。”这位法安是南齐时僧人,于永泰元年(498年)卒于中寺,春秋四十五。如此推算,其圆寂时,北魏、东魏的慧光才至洛阳不久。法安“永明中,还都,止中寺,讲《涅槃》、《维摩》、《十地》、《成实论》,相继不绝。”此《十地》是指鸠摩罗什翻译的《十地经》。根据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九记载:“白马寺,在建康中黄里。太兴二年,晋中宗元皇帝起造。”近来看到有文章将此位法安归之于地论慧光门下,特此申论。

[⑩] 《大正藏》第16卷,第665页上—中。

[11]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的综述,见第3卷第458页。此书更于此语后提出,因为唐初称洛阳向广州的通道为“南道”,所以认为“后人据此而分南北,也是可能的。”

[12] 参见:河北临漳县文保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

[13]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608页上。

[1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大正藏》第50卷,第484页上。

[1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606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