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佛教在当今国际佛教界已是一股颇具影响之思潮和引人瞩目的力量。此股思潮之启始开端者，乃近代高僧太虚大师。大师一生为振兴佛教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其目的则在建立以人生为本位、以利益众生为旨趣的人生佛教。值此大师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特从人生佛教的角度，缅怀大师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一、近代人生佛教之缘起

中国佛教自会昌法难之后，从总体上说，已呈颓势。赵宋一代，除禅净尚存生机外，其余各宗，均趋式微。元、清二朝，由于皇族崇尚喇嘛教，藏传佛教有较大发展，然汉地佛教，仍不见起色。降至清季如无言法师所说中国佛教史几乎是剩下空白的一页，是佛教最黑暗的时期。（引自王惠霖《纪念一个宗教的***大师》）当时之佛界，虽也有少数僧人、居士在为佛教之生存和发展而奋争，学术界也有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诸君热心佛学，然因时局动荡，战乱迭起，少数人之努力，终无能拯救佛教于颓危之中。

尤有甚者，当时之佛教界，许多僧徒或隐遁静修，或赖佛求活，佛教非但不关心人生、介入社会，相反地与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会自社会，进而更衍为超亡送死之教，避世逃禅之地。这种现象，正如太虚大师对《佛教评论》的编者所说：此我国僧尼百年来之弊习，而致佛法不扬，为世诟病之一大原因也。

佛教遗弃社会的结果，是社会也遗弃了佛教。严酷的现实给当时的佛教界以深刻的反省，许多僧人、居士已开始意识到，不对传统的佛教进行一番彻底的整顿、革新，佛教之存立已成问题，又遑论发展。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佛教的主张，或曰：在今日这种科学昌明的时代，佛教不改变方式是不能生存于今之中国的。（《太虚大师纪念集》第一o三页）又曰旧时佛教之僧伽制度，并渐变为农林工商以自食其力，势难存立。（引自太虚《建设人间净土》）太虚大师更大声疾呼：专就我中华佛教观之，固非有大加整顿，不足应时势之所趋，而适机缘之所宜也。（《海潮音文库》第廿一卷，第七页）总之，佛教改革，势在必行，不改不足以适时应世，不改不足以求存立、图发展。问题在此，谁出来领导这场改革?怎样进行改革?

时代推出了太虚大师，大师也毅然以改革佛教为己任，他研考规律，熟察环境，补偏救弊，统筹全局，而撰《整理僧伽制度论》。（《太虚大师纪念集》第三十页）《整理僧伽制度论》的问世，是太虚大师致力于佛教改革的一个纲领性宣言。实际上，在此之前，大师早已萌发对佛教进行改革的念头。大约自光绪三十四年之后，受康有为之《大同书》、谭嗣同之《仁学》、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严复之《天演论》、章太炎之《五无论》及《民报》、《新民丛报》等之影响，他已有志于进行佛教革新行动。（太虚《告徒众书》、《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之后，大师一方面潜心研读佛典，旁及诸子百家，中西之学，为佛教改革作思想理论的准备；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创立各种佛教团体，创办各种佛教刊物，为佛教改革进行组织的舆论的准备。而贯持此十年来救世运动之宗旨者，则由觉社丛书嬗生之《海潮音》月刊。（太虚：《告徒众书》）

《海朝音》月刊之宗旨，据该刊之出世宣言称，乃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太虚大师纪念集》第一o三页）所谓大乘佛法真义，按照太虚大师的说法：小乘之究竟，惟在取得无余涅槃，所谓灭尽是；大乘之究竟，则在随顺世间，利乐众生，尽于未来。（《海潮音月刊出世宣言》）此谓大乘佛法非是离世，而是人世的；不是只顾隐遁潜修，而是应该随顺世间，利乐有情。至于如何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大师更有一系列明确诠释。如在《佛陀学纲》中，他说：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的特点在何处，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把这两种看清，才能够把人心中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现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问题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昌明佛学，建设佛学，引人到佛学光明之路，由人生发达到佛。小乘佛法，离开世界，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太虚：《佛乘宗要论》）在《救僧运动》一文中，大师还明确指出：近代思想，以人为本，不同古代之或以天神为本或以圣人之道为本。基于对近代思想，现世人心的考察，太虚大师看清并指出了佛教改革，必须走人生佛教的道路：末法时期佛教的主流，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进，即人成佛的人生佛教。太虚：（《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

二、人生佛教的特点

太虚大师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创立一种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他不论著书立说、创办刊物，抑或组织各种佛教团体，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目的均在乎此。为了倡导、建设人生佛教，他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虽然与他同时代的僧人、居士们也不乏主张佛教改革者在，但是若问提倡人间佛教最热烈而诚挚者为谁，无疑当首推太虚大师。

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所包盖广，既有思想理论方面的内容，又有僧伽制度的组织整顿等。这里拟对其思想内容、特别就其思想内容的特色作一些探析。

人生佛教之思想特色，要而言之，大体有二：一是以人为本，二是人世精神。

（一）以人为本

平常人认为，佛法是非人生的，太虚大师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大乘佛法就其本义说，是发达人生的，发达生命的完满生活的，是一种究竟的人生观。它不是离开人类而弄玄虚者，而是为化善人世的实际生活而设的。任何一个学佛的人，如果不了解人生，即使他读尽千经万论，也无异于买椟还珠。基于这种思想，大师认为，学佛当先从做人起。所谓学佛当先从做人起，亦即学佛的第一步，在首先完成人格，好生地做个人做成有人格的人。（太虚：《佛陀学纲》）只有学成了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说得上学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人圣的佛陀呢?（太虚：《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此说平实亲切，但意蕴殊深。它把传统佛教中那种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及的佛直接植根于人生，改变了过去佛教与人生脱节，佛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的形象，使人认识到只要在现实生活中先做成一个完善的、有人格的人，然后再逐步向上，便可增进成佛、进化成佛。这就是大师在《真现实论》中所说的直依人生增进成佛、发达人生进化成佛。

但是，在人生佛教中，佛教被判为五乘，即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佛乘。就此五乘言，人乘与佛乘尚隔着天乘、声闻乘、独觉乘三个阶段，人乘何以能超越此三阶段而真达佛乘呢?太虚大师认为，天、声闻、独觉三乘乃是人不走遍觉的路线得出的三种结果，并不是从人至佛非得经达这三个阶段不可。就人与佛的关系来说，人好比一个小宇宙，而佛则是全宇宙的真相，是人的本性的实现、最高人格的实现，人类得到最高的觉悟的就是佛，把人的本性实现出来的就是佛。因此，人完全可以不经过天、声闻、独觉三个阶段而直接成佛，有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太虚：《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此即即人成佛之谓也。

（二）人世精神

太虚人生佛教的另一个思想特点就是主张亦出世亦人世。

大乘佛教区别于小乘佛教的一个重要地方，即是小乘强调超坐离俗，注重出世求解脱；大乘佛教则提倡佛法不离开世间，世法即佛法，世法与佛法一而不二，世间与出世间融通无碍。正如法舫法师在《人间佛教史观》中所说的：人世度生不离人间，若离人间而谈大乘佛教者，直魔事耳，或仍不出外道二乘也。太虚大师说得更直截了当：世法皆是佛法，佛法不是佛法，善识此意，任何经论，皆可读也。（引自胡朴安《太虚大师不可及》）他还谆谆告诫门徒、学人：佛法并非隐遁清闲的享受，而教人不做事的。应对国家、社会知恩报恩，故每人需要做正当的事业。例如，在自由社会里，应从事农矿、农工、医药、教育、艺术等，以这些作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可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在《复兴中国应实践菩萨行》一文中，他还号召学徒凡欲实行菩萨行者，应参加社会各部门工作。如出家的可以参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则可服务于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使国家、社会和民众都能得到佛之利益。

注重利他，强调济世，这是大乘佛教相对于小乘佛教的又一殊胜之处，也是人生佛教所注重、提倡和大力弘扬的重要思想之一。在人生佛教看来，所谓菩萨，虽是出凡人圣之超人，但绝非远离尘俗，不食人间烟火的，而应该同时是社会的道德家、社会之改良家。不论菩萨之人俗，抑或佛陀之应世，其所本者，乃能舍已利他耳。因此，人生佛教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释为爱他、悯他、赞他、助他，一言以蔽之利他，并把此作为整个佛法的道德基础。

把利他精神贯彻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人生佛教提倡学佛应当去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在《怎样建设人间佛教》等文章中，太虚大师反复告诫信众门徒：现在国家处在灾难之中，凡是国民都应该出来为救国救民尽一份责任。当有人问他：你领导新佛教运动，为什么有些学生不住在庙里而从事其他工作呢?他回答说：我教育了他们，只要他们能真正为国家为人民谋幸福，比住在庙里好得多。（引自杨同芳《万方有难哭虚公》）抗战期间，大师号召佛门弟子积极投身抗战洪流，自己则率领佛教徒访问团至缅甸、印度、泰国等，联络同教感情，表示抗战的决心。

总之，既出世，又人世，强调不违现实生活而行现实佛事，主张佛法既超脱世间又随顺世间，把利他、济世作为佛法之根本，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是人生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当然，这种佛教，不仅对于整个社会，即便就某一个人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对于人生佛教，实践问题有时甚至比理论问题更重要，建设人生佛教，显得比提出人生佛教意义更重大。这样，如何建设人生佛教作为人生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合乎逻辑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三）怎样建设人生佛教

建设人生佛教相对于人生佛教的思想学说，是个实践问题，但是，怎样建设自身又可进一步分为思想学说的建设和组织制度的建设两个方面。关于组织制度的建设，太虚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论》等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这里拟着重从思想学说的建设方面，探讨太虚大师的有关主张。

从大师的有关著述看，思想方面的建设，还可分而为二：一是个人的，二是团体的或社会的。个人还可有职业、志业之分。佛教之职司者，则是僧尼。人生佛教之僧尼，应先经出世之修证，乃进为应世之教化；（太虚：《告徒众书》）至于人生佛教中之社会大众，则均得接受德、智、体、美四方面之教育。德即志业中之最高者宗教（若佛教）；智即志业中之次高者理学（若玄学、哲学、道学、理学、科学等）；美即志业中之其次者艺术（若文学、音乐、书画、雕塑等）；体即志业中之又其次者游戏（若舞咏、游览、抛击、骑射等）。就个人说，虽然每个人的职业各不相同，但职业与志业可相摄相人，若政治家能同时为宗教之信徒或道学先生，那么，这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内圣外王。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各种职业是相互联系、互相依赖的，故能成为世界化之各业，加之，各种职业、志业之间可以相互融摄，这样便能成为一一职志的国际组织，果能各各成为一一职志的国际组织，不愁不能由其自然协调之关系，以成一总组合之全人类世界的和乐园。（太虚：《由职志的种种国际组织造成人世和乐园》）

在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中，人生佛教常常更注重后者。例如，就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言，人生佛教虽注重个人人格之完善，但更强调集团之止恶行善和社会之利益安乐，这是因为当时之社会，非个人之恶止善行能达到救世拯民之目的，必须由集团之恶止善行乃能达成。又如对于职业与志业的相互关系，太虚大师喻之为头脑与肢体，头脑当然比肢体重要，故他说：二业之中应志业为先也。也就是说，在建设人生佛教问题上，大师最为注重者有二：一是志业的或曰精神的建设；二是集团的或曰社会的精神的建设。基于这个思想，大师指出：所谓建设人生佛教、人间佛教，非弃置此恶劣世间，而另创造一个美善世间。当知世间美恶之分，皆由心之染净而别。（太虚：《由职志的种种国际组织造成人世和乐园》）

三、人生佛教思想溯源

在考察论述人生佛教思想特点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人生佛教在思想内容方面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说有许多相近、相通之处。

儒家学说，虽源远流长，包罗广博，然究其旨归，可以一言以蔽之人学。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思想史上的最大历史功绩，是人的发现；孔门亚圣孟子在历史上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第一次对人的本性进行系统的探索；宋明理学家们虽千言万语，主旨都是在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修心养性，成贤作圣。人的问题，始终是儒学最中心的问题，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足点，因此，儒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本主义的伦理哲学。

佛教自传人中国后，就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受儒家思想影响尤甚。例如，受儒家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整个中国佛教表现出一种由佛本而人本的发展倾向（这一问题笔者已另有专题研究，于此不赘）。这种倾向由禅宗而近代的人生佛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佛教的倡导者太虚大师，对于《四书》、《五经》、老、庄、荀、墨甚乃康、梁、严、章之书无所不读，深悟中国传统文化之底蕴，对儒家的伦理学说尤其精通并深表赞赏，认为中国二千年来文化主流在儒，屡言中国文化之特点，在于本人情为调剂之人伦道德。（太虚：《附书与仇张二君谈话后》）且一再指出，儒家这种伦理学说与佛教的思想毫无间隙抵排之端，而是可以遥相契合，甚至水乳交融，因此，主张孔学与佛学，宜相嘉尚，不宜相排毁。（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

在太虚的许多著作中，他反复强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孔子是人乘之至圣，儒学可以作为人生佛学之基础，并且认为，儒学是中国二千年文化之主潮所在，故在中国不得不行此人生佛教，同时，这种以儒家伦理学说为基础的人生佛教亦最适宜为各国倡，谆谆告诫西行学人，应该把中国文化之人伦道德披四海、垂下世，可见大师对于儒家人伦道德之学的赞赏和推崇。

太虚倡导的人生佛教，还十分重视把国民性的道德精神贯彻于实业、教育、军警、政法之间，并把它作为纲格、维制，认为这是中国人实行自救的唯一办法。而所谓国民性的道德精神又是什么呢?太虚认为就是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而此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大师指出则是冶三教于一炉的宋明化之国民性德即理学。理学又称新儒学，尽管新，毕竟仍是儒家之学，当然，准确点说，是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的儒家学说，可见，儒家思想，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人本主义伦理哲学，实是人生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人生佛教的另一个思想特点人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儒家思想长期影响的结果。

儒家自孔子开始就主张重人事、远鬼神、重现实、轻玄想；至《孟子》、《大学》、《中庸》乃至宋明理学，更大讲修、齐、治、平。主张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以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标。宋明之后的许多儒者，更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这种人世济民、经世致用思想，对整个中国佛教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致历史上凡是中国化色彩较浓的佛教宗派，都反对传统佛教的超尘离俗、隐遁潜修的作风，而主张世法即佛法，人世即出世。太虚倡导的人生佛教，也具有这一特点。太虚本人就一再指出遁迹山崖、离世隐修是导致佛法不扬、为世诟病之一大原因，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为国家、为人民谋幸福，比潜形山谷、隐修寺庙更好。这种思想与儒家人世、用世精神是遥相契合的，或者说是受儒家人世精神长期影响的结果。

当然，指出人生佛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儒家人本和人世色彩，丝毫不排除人生佛教是原本于释迦佛遗教。实际上，佛教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大乘佛教已在讲慈悲普度、利生济世，中国历史上的禅宗更注重人生，强调人世，提倡即世间求解脱。因此，从佛教自身的思想渊源说，人生佛教实远承大乘佛法，近接中国禅宗，是大乘佛法与中国近代社会相结合的产物，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