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欣 闻

《世界佛教通史》是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道儒研究员主编、国内外20多位老中青年佛教研究学者参与撰写，全书历时8年完成，共800多万字，论述了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过程，在国内外学术界属于首创。

《世界佛教通史》由14卷15册构成。一至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三到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九到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十二卷分章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该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并且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作为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的佛教，主要流传于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整个世界佛教的版图中，既有印度的原生型佛教，也有大量由印度传入的输入型佛教。一般认为，由印度输入的佛教，总会面临本土化的问题，总是要与被输入地区的文化密切结合，进而才能被当地的人民接受、信仰。这样的本土化表现，在佛教传播史上琳琅满目，极大地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历史。佛教思想在面向不同信教群众的时候，总要结合不同信教群众的文化基础、思维习惯等，通过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的表达而被接受。这样的佛教信仰者，自然存在于不同的地域、民族与不同的时代之中。在有些时候，同样的思想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表达形式。比如，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在汉地的塑像多是手举宝剑或手捧经卷，在藏地的塑像则多为怒目圆睁的金刚愤怒像。诸如此类的表现形式，《通史》中都有比较详尽的展示。

（一） 全面展示了佛教存在的地域性差异

佛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恒河中下游传到犍陀罗地区，并进而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新疆、内地乃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的越南等地，传到了中国藏族、蒙古族生活的地区，也从南亚次大陆传到斯里兰卡、进而传到东南亚地区。现在，佛教在欧美地区也十分活跃。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佛教存在的区域十分广泛，各地的地理环境极为不同。在不同的地域，比如内陆海岛、山川河谷、农区牧区、都市乡村、热带温带等，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都会对佛教的存在形态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印度佛教作为世界佛教的源头活水，《通史》的第一、二卷，集中分析了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在印度，佛陀圆寂百年之后出现的佛教分裂，就与佛教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有关。商业经济的发达，导致恒河中下游吠舍离地区（东方）佛陀所定戒律，特别是金银戒持守的困难。吠舍离地区僧人变通金银戒律的结果，则招致了来自于商业经济不甚发达的恒河中上游摩偷罗地区（西方）僧人的抵制。十事非法与否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了后来佛教的发展态势。大众部、上座部的根本分裂，就此奠定基础。吠舍离地区的自然环境及其商业经济的发展之间，无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商业经济的发展则又进一步与持守佛教的戒律密切相关。类似的佛教传播个案，《通史》均有较为清楚、详细的分析。

结合佛教传播地区的自然环境，《通史》花费大量的篇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通史》按照当代政治的国别概念，分别对中国、日本、朝鲜、越南、斯里兰卡、东南亚诸国以及欧美等国的佛教概况进行了分析。作为世界佛教主体部分的中国佛教，《通史》分列六卷（第三--八卷）共七册进行了分析。其中，汉传佛教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一卷。第九--十一卷分别叙述日本、朝鲜、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集中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的佛教。第十三卷对亚洲之外主要国家的佛教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从这样的分卷分析可以看出，《通史》非常注意佛教传播与发展的地理环境、政治背景与文化基础。比如《通史》第三卷在分析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传播情况时，分三章30余万字对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佛教的特质及其自然、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南文北质--北方重禅修、南方重般若的文化依据。类似的分析，贯穿在整部《通史》之中。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分析涉及佛教文化传播的地理空间问题。尽管《通史》对这些问题没有花费更多的笔墨，但折射出作者们对佛教文化地理空间的一种认识自觉，为今后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 全面展示了佛教存在的民族性差异

地域与民族密切相关。各个民族都有其原有的文化底色，那样的文化底色，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该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佛教文化的传入，必然要与该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发生碰撞、交流，进而在碰撞、交流中取长补短，完成佛教文化在该民族文化中的积淀与定型。

《通史》用六卷七册的篇幅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与中国佛教的地位是相称的。自从佛教在印度衰亡之后，中国佛教已经成为世界佛教的主体，不仅信仰佛教的人数最多，而且三大语系也最齐全。在当代中国的三大语系佛教中，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无疑具有更为广泛的世界影响。

《通史》详细分析了佛教在汉地演变的过程，进一步彰显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内涵。《通史》的三、四、五、六卷，反复讲述了佛教中国化的精彩篇章。这是《通史》主编与作者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类似的理论创新，《通史》在分析藏传佛教、北方少数民族佛教、乃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区佛教演变的过程中，都有十分精彩的理论分析。正如《通史》总序中所说：佛教的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正是主编具有这样的清醒自觉，所以主编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

总而言之，《通史》对于佛教发展过程中地域化、民族化特点的分析，不断彰显文明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色彩。通过各卷作者们的努力，在佛教本土化的研究方面，确实填补了诸多学术空白，加深了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这是《通史》最引人注目的理论贡献。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