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北川佛教：

北传佛教的中心

据《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本戎传》的记载，西汉哀帝元寿无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介绍了佛陀的事迹。这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曾派人到印度求法，据传请回摄麻摩腾、竺法兰二僧到洛阳，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典《四十二章经》。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为中国第一座寺院，即现在的白马寺。

在佛教传入初期，政府禁止汉人出家，在一些大的城市仅有少量寺庙供来自印度和西域的信徒参拜。当时中国社会盛行黄老和神仙方术，认为通过祭祀可借助神仙方术的灵力，祛灾得福，延年益寿。佛教传入不久，只有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信奉，认为它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他把佛与黄老并祀。东汉末年桓帝(147—167年在位)也把佛教当作黄老道术，在宫中“立黄老、浮屠(即佛陀)之祠”，祭祀时用祭天的礼仪。他们祭黄老，佛的目的是求福祥，延寿命，甚至是为了飞升成仙。

从东汉末年以后，印度的大小乘佛经大量传入中国，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信徒协助印度等国的外来们把佛教经典译成汉文。在大乘佛典中宣传一切皆空幻不实的《道行般若经》(《般若经》小品的译本之一)，对后世最有影响。魏晋时期盛行的老庄玄学，大乘般若学说因为在思辨方法上与玄学相似，所以很快风行社会。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胡族政权武装割据，战争频繁，南方东晋社会也不安定。这种情况为佛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北方胡族统治阶级来说，因为儒家传统观念排斥“夷狄”入主中原，便有意扶植佛教这种“夷狄之教”(特别是因果报应论)作为自己统治的依据。后赵奉西域僧佛图澄(232—348)为“大和尚”，让他参与军政机要，并废除以往禁止汉人出家之令，大力发展佛教。前秦王苻坚尊崇佛图澄的弟子道安(312—385)，用国家财力支持他组织译经。道安整理佛典，编出汉地第一部《经典》，又为汉地僧团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规。他的弟子分布南北方，是推动佛教进一步传播的骨干力量。庐山慧远(334—416)弘传般若学说和净土信仰。他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主张在家信徒应忠君孝亲，做“顺化之民”，出家僧众虽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礼仪，但通过传教化民，仍可有助于国家治理。后秦王姚兴迎龟兹(今新疆库车)僧鸠麻摩罗什(344—415)到长安，译出《般若经》大小品、《法华经》、《中论》等佛典35部300多卷，是以后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据。南北朝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统治阶级把支持佛教作为发展文教事业的一环。南朝各帝都崇佛，以梁武帝最为突出。他亲自登坛讲经，写佛教着作。四次舍身寺院，然后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额钱财赎回。北朝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两次灭佛事件，但从总体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发展的。南朝梁时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北朝有寺30886所，仅在洛阳一地曾有寺1367所，共有僧尼200万人。可以说此时佛教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

佛教中中国传播中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佛经原是用梵文或葱岭以东的“胡”文写的，有一系列专门术语和概念。中国在佛教传入前已拥有高度发达的道等传统文化。众总是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看待和理解佛教，借用为中国人熟悉的概念、用语来翻译佛经，解释佛经。因此，把佛经译为汉文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各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力，如东汉的支谶、安世高，西晋的竺法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东晋的佛陀跋陀罗，刘宁的求那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的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等，都把当时印度最新的学说传译到中国，译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度译或传译)，有的笔录成文(笔受)，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译经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概念，用汉文文法进行表述。译者中的很多人和他们的助手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善于文墨。他们在译经时自然而然地把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把带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汉文汉语掺杂到佛经中去。如把“涅盘”译为“无为”;把“禅定”译为“守一”，把“真如”译为“本无”、“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等等，都是利用了黄老学说和玄学的词语。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及考等伦理观念也被添加到一些佛经之中。中国的“道”，“理”、“性”等词语含义丰富，在译经时一般赋予这些词的不同含义去理解译文。

经、说法是传教的重要手段。讲经说法者为了使听众容易理解，往往借用为民众所熟悉或好懂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此即为“格义”佛教。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哦个精于儒、道经史，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这只是一个例子，格义佛教实际是会通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为佛教的民族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译经和讲经都离不开研究。以译主为中心的译经班子实际也是个研究团体。要讲经则必须对佛经作一番研究考察。由于人们对问题理解不同，便形成不同的学说，产生不同的学派。这样，便形成了民族佛学，并形成了北传佛教。

佛教的历史：

整体而言，北传佛教多与传承地之固有文化融合，以大乘为主，流行梵文圣典及其翻译经典。南传佛教则保存较浓厚的印度原始佛教色彩，主要流行巴利语佛典。

中国中原地区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由西域传入佛教，东汉末年陆续译出佛教典籍，佛教教义开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至隋唐而臻于鼎盛，形成天台、华严、法相、律、净土、禅等宗派。宋代以后又渐与儒道融合。汉译佛典的数量极大，现存最古老的汉译佛典是二世纪后半期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所译的。其后经历三国、两晋以至唐、宋各时代，均有译本推出，故现存汉译佛典为数在一千七百部以上，是研究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中国西藏佛教自七世纪左右起直接由印度传入，传入后逐渐形成具有西藏地区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译佛典数量仅次于汉译，其中包含汉译佛典中所未见的中后期大乘经论，是研究中期与后期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又因藏译佛典大部分是从梵文原典直译，容易还原为梵文，故也被称为“准梵语佛典”。其翻译时代始于七世纪，直到十三世纪仍持续着经典的翻译。

蒙古佛教由西藏传入。蒙古文译本的佛典是从藏译或汉译再译而成，故其资料价值不高。

朝鲜于四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佛教，七世纪以后更派遣僧人至中国求法，主要为禅宗。与日本同为汉译佛典流行区。

日本于六世纪前半叶自中国、朝鲜传入佛教，旋即发展为日本之主要宗教，且宗派极多。

梵文佛典主要是大乘经典，与汉译、藏译相比，数量极微。可分为在尼泊尔古塔及僧院发现的“尼泊尔本”;在中亚发掘的“中亚本”;发现于北印度喀什米尔古塔的“基尔基特本”。我国的新疆与西藏，也保存不少梵文原典。

此外，中国、朝鲜、日本等，各宗祖师及高僧之着作甚丰，亦为北传佛教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