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的研究重心和史学表现

这书是圣严博士的博士论文,其先以日文发表,书名《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由山喜房佛书林于民国六十四年(1975)出版,105后来由关世谦先生以中文翻译作《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于民国七十七年(1988)由台湾学生书店出版,仕邦不谙日文,如今所论是据关世谦先生的译本。

据这部书的圣严博士〈自序〉略云:

笔者之于研究智旭问题,其着手的机缘,是因为来至日本的留学目的,虽然以研究天台教学为着眼点,但由于前年(按,1973)逝世的坂本幸男博士,曾经多次建议:以一位中国僧侣,从事于佛学研究,应以智旭集的灵峯宗论为研究的对象。经屡次相劝才作了定论。(页5)

据此,严公的学位论文,其研究论题(Topic)是出诸指导教授的劝诱,而非自行发掘的。本来一位研究生的论题若由老师指示,通常其研究难有所成,106然而圣严博士生具天纵之资,是一位能作出大事业的人,是以虽在此情形之下,依然能够完成排版也有四百八十四页之多的;对智旭大师作相当彻底探讨的史学巨著。

至于此书题作《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大抵缘于出版者的商业考量,认为如此命题较易吸引读者购买,107此原无足怪。也因为这部书的重心在于明末的蕅益大师,尤其大师的思想,因此本文以下引用之时简称作「智旭研究」。

《智旭研究》的优点,翻译人关世谦先生的〈译序〉108和金仓圆照博士(坂本幸男博士生西之后接手指导圣严博士的导师)的〈序文〉109已讲得相当透彻。仕邦向来不愿研究有关思想的题目,110又对明史不熟,无从置喙。因此下面能就史学方面,作些续貂性的探讨而已。

《智旭研究》的第一章是用功甚大的力作,将蕅益大师的整个时代背景探讨得很彻底,因此下面就章中五节逐一加以探讨:

第一节政治、社会方面的关联,内分两小节:

一、明王朝末期的衰败与紊乱

这小节痛论(一)明末帝王不理朝政,(二)君主宠溺宦官与佞幸,(三)忠贞才俊的文官武将被排斥,(四)八股文使科举制度不能产生人才,(五)内忧外患,(六)水旱之灾与流寇的产生。而智旭生于明神宗(1573～1619在位)万历二十七年(1599),寂于桂王由榔(1647～1661在位)永历九年(1655),正值这紊乱的时代。

二、智旭心目中的明末社会不安

这小节述智旭悲世局动荡,愤官员无能,因此不交权贵,唯有经常礼忏来悼念罹难的众生。《智旭研究》页二二O至二二一有旭公〈礼忏表〉,述蕅益大师三十三岁至四十八岁共礼忏二十五次,而〈大悲忏〉则有八次多。反映出一位法师在乱世中对世局欲救无从的无奈。

第二节与儒教的关联,内有三小节:

一、宋明儒学与佛教

二、少年期的智旭与明末理学

三、智旭的思想与阳明学

以上三节专论智旭思想所受儒家,尤其新儒学的影响。仕邦对思想史不愿沾手,前已言之,故不敢置一词。

第三节与道教的关联及儒佛道三教同源论,内有三小节:

一、明朝的道教

二、明末的道佛交往

三、明末的儒佛道三教同源论

以上三小节,仕邦不敢置一词,而其中第三小节将「三教同源」说追溯到《弘明集》(大正藏编号二一O二)所收的〈牟子理惑论〉一文所载的思想,其有见地,唯是此文作者并非汉代牟融,因〈理惑论〉作者自称「(后汉)灵帝(168～189在位)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今越南河内一带)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页1中),是牟子在汉末大乱时避地交州,而牟融未往北越。不过历来讹传他是〈理惑论〉作者而已。圣严博士立本节,是为了交代智旭思想中的道教成分。

第四节与基督教的关联,本节内有四小节:

一、在中国的基督教流传

二、明末天主教的流行

三、明末天主教与佛教的反目

四、云栖袾宏的天说与智旭的辟邪说

仕邦按,明末天主教经利玛窦(Matheus Ricei)来华交上权贵之后而曾经大盛,至清中叶仍未衰。既然要讲智旭的时代背景,而天主教跟佛教亦曾反目互诤,因此圣严博士为立本节以交代其历史。在本节中,严公为表列智旭出生前十八年(1581)来华的天主教士罗明坚,以迄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在华去世的卫匡国共三十人的原名、汉名与国籍等(页42-44)。搜寻工夫不易。

第五节明代佛教的基础,内分七小节:

一、明代佛教的基础

二、明太祖的佛教政策

二、袾宏、智旭的僧侣分类

四、明末的性相融会论

五、明末的僧团状况

六、明末僧众的分类与智旭的理想

七、明末的居士佛教

这一节讨论范围,可谓涵盖了整个明末佛教的面貌,也可以略知其时高僧与袾宏、真可、德清等的思想。而末一小节论及明末的居士佛教,尤可注意,因为有了大量饱沾儒学的居士因禅悦而信佛,故明末抗清失败之后,追随福王由崧(弘光帝,1645在位)和唐王聿链(隆武帝,1646年在位)的文臣武将中信佛教者不甘降清而在江南和福建出家,而追随桂王由榔(永历帝)抗清十五年失败的信佛文臣武将在云南贵州一带出家,这些佛门的新血在清初振兴了华夏释尊遗教。其详情请参阅陈援庵(垣,1880～1971)所撰的《清初僧诤记》和《明季滇黔佛教考》。

从上述五节所论述范围之广,探讨程度之深,足见圣严博士曾下过很大的准备和考据工夫,读了《智旭研究》之后,使人对明末佛教获得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大抵这首章能提供上述的概念,出版者便将此书冠以「明末佛教の的研究」之名付梓。

至于第二章以至第五章是论述蕅益大师的生平与思想,这方面请恕仕邦无从置一词,今仅能就有关史学方面略谈一下。

首先,智旭的传记资料不多,圣严博士在第二章第二节〈智旭的传记〉中所列举的,仅有:

一、智旭五十四岁,公元一六二五年时所投的自传《八不道人传》。

二、智旭弟子成时撰于公元一六五五年的《八不道人续传》。

三、居士彭希涑(1760～1793)所撰《净土圣贤录》中卷六的〈智旭〉。

四、喻昧庵(谦,约1918～1923)所撰《新续高僧传》卷九〈清阳九华山华严庵释智旭传〉,圣严博士认为此书「有不足信赖之处」111(以上见页157)

在此数据寡窘的情况下,圣严博士运用了史学方法中的「内证法」,找出藕益上人父母和一、二亲属的姓名。《智旭研究》第二章第二节〈智旭的传记〉略云:

智旭的记述中,对家族方面的叙述极为稀少。但经考证加以判断列举如下:(1)父亲锺之凤,字岐仲。(2)母亲金大莲,智旭曾在很多愿文中,列举父母名字,以修行的功德回向父母的菩提增上。在智旭的文献,当生育智旭时,他的双亲已经四十岁,另有智旭在二十岁(仕邦按,公元1618年)丧父,二十八岁(仕邦按,公元1626年)母亲作古。(3)叔父的名字虽不尽明了,但在他出家的前夕,曾与叔父话别。(4)舅父金赤城,在智旭的自白中,曾三次提及,当智旭二十六岁时(仕邦按,公元1624年),他这位舅父便已逝世。(页154～156)

上述的资料,便是严公据智旭的〈发愿文〉和《灵峯宗论》等112搜得的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