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健鹏

佛教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土，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而日益兴盛。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的佛教活动声势浩大，这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历史环境有着必然的关系。河西地区是中原至西域的必经之路，佛教传入应该要早于中原。处于这种地理历史环境下，河西佛教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随着北魏在敦煌设军镇，河西走廊西端的军政中心又从酒泉移到敦煌，敦煌再度进入发展期。这一兴衰交替的反复，也刺激了佛教的发展。

隋末中原乱起，敦煌归属割据凉州的李轨集团。武德二年（619），唐平定河西，仍在敦煌置瓜州。贞观七年（633），唐改西沙州为沙州。在此前后，唐廷开始进军西域，敦煌与河西成了中国之心腹，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唐前期加强了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这一时期，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夫、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西域、中亚的商人等不断途经敦煌往来于中原与西域、印度、西亚之间，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自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更加繁华。佛教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和敦煌遗书写经题记来看，唐前期出资开窟、写经的人既有僧官、僧尼，也有当地达官贵人、文武官僚、工匠、社人、行客、侍从、奴婢和一般善男信女。大量宫廷写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使这座唐代著名的佛教城市不断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的僧人，又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吐蕃乘机向唐发起大规模攻势，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贞元二年（786）前后，沙州以勿徙他境为条件被吐蕃占领，敦煌进入吐蕃统治时代。吐蕃统治者任用敦煌世家大族成员为各级官吏，以缓和民族矛盾，同时大力扶持佛教，并借用宗教的力量来稳定局势。他们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可以参与政事。在吐蕃统治者的倡导下，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沙州佛教势力迅速膨胀，从而推动了莫高窟的兴建，佛教艺术取得了新的成就。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唐王朝统治地区发生会昌法难，中原佛教受到沉重打击，敦煌躲过了这次法难，佛教继续保持着独尊的地位，这种情况对敦煌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世纪末叶以后，吐蕃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在敦煌发动起义，敦煌进入归义军政权时期。归义军政权建立初期，正当中原佛教会昌法难结束之时，中原佛教正处于宣宗、懿宗振兴佛教的时期，张议潮治下的归义军政权积极派高僧出使中原，与长安的佛教界建立了联系，并且向长安请求沙州所缺经本，同时也将一些敦煌受吐蕃佛教浸染的独有佛教典籍带到中原和西域地区，往来停留的僧人也不断把中原的佛教著述和印度、西域的佛典带到敦煌，这无疑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也增加了敦煌佛教的活力。随着河西地区及丝绸之路的稳定，越来越多的僧人经由河西前往印度求法，他们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暂居。很多敦煌僧人随同往返于中原和西域的内地僧人甚至混杂于西域各国商队和使团，频繁出入中原和西域，更进一步促进了敦煌与各地间佛教文化的交流，这为归义军时期佛教的继续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1036年，西夏攻陷瓜、沙二州并统治敦煌近两个世纪，是敦煌建郡以来历时最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统治者既信奉巫术和多神教，也笃信佛教。莫高窟、榆林窟以及东西千佛洞都曾招来无数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修建寺庙、新修、重建石窟活动长盛不止。在莫高窟、榆林窟共有38个洞窟存有西夏文字，共计100余处，1300余字，是研究西夏文字的重要图像和文字资料。13世纪初，铁木真统一漠北蒙古各部落，1227年，蒙古速不台率军队占领敦煌地区。西方的波斯、大食、印度、伊尔汗等国的商队到敦煌络绎不绝，往来于中国与中亚，东西交通再度大开，丝绸之路又繁荣了起来。这一时期是敦煌佛教的新高峰。元朝统治者封西藏名僧八思巴为国师，掌管全国佛教。与此相应，密宗盛行于敦煌，并成为敦煌寺院的主要教派。佛教受到敦煌的汉、藏、蒙古、回鹘等各族民众的信奉，开窟造像崇佛活动依然盛行不衰，汉族和蒙古、回鹘等民族共同创造灿烂的敦煌佛教文化。

1368年，明宋国公冯胜出兵西征，划嘉峪关而守，未曾经营敦煌地区，从而使敦煌成为边外荒凉之地。后敦煌又被新疆境内吐鲁番占领。到嘉靖十八年，嘉峪关完全闭关，断绝了明王朝与西域的联系，敦煌处于无人管理状态，盛行一千多年的佛教呈现出满目凄凉的景象。清朝建立并在中原立足以后，康熙发兵西征，统一河西，开始经营关外之地，荒芜了两个世纪的敦煌又重新复苏。敦煌城内及四乡诸坊遍建寺庙，规模不逮唐宋时代，成为敦煌佛教复兴发展的又一时期。

摘自《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